讓美國頭痛的是，軍事進攻的條件從來都異常苛刻。未來，它面臨的不僅是國防預算的長期匱乏，更包括對手可能的強力反擊。

　　釣魚島問題凸顯之際，美國重申對日本的“防衛義務”，向日派駐“魚鷹”運輸機和F-22戰斗機，高調舉行“奪島”和“勇敢之盾”海空演習，增派“斯坦尼斯”號航母赴關島，與相關國家“深化安全合作”，宣布將在日本南部建設“X波段預警雷達”系統，這副姿態釋放的信號不言而喻。

　　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卻在訪華時宣稱在爭議中“不持立場”，并強調不會“任由那些國家采取特定立場”。人們不僅疑惑：“戰略東移”背景下的美國亞太駐軍究竟打算在沖突中扮演什么角色?

　　量稍減質未變

　　在美國亞太駐軍問題上，外界最容易觀察到的就是數量上的變化。2012年6月，帕內塔在香格里拉會議上宣布美軍將在2020年前向太平洋戰區派駐60%的戰艦，以顯示美國決心“戰略東移”。

　　不過追溯歷史，這次“增兵”更像是一次“觸底反彈”，因為此前美國其實一直在東亞地區“減兵”。冷戰結束后，美國在20年時間里總共大約削減了4萬名亞太駐軍。總體來看，駐亞太美軍數量先是漸減爾后漸增，呈現一種“V”形走勢。

　　當前駐亞太美軍數量不是歷史最高值，那么其“質量”是否有變化?應該說，美軍在追求前沿部署“輕型化”的同時，一直高度關注質量建設，其亞太駐軍的戰斗力沒有受到“減兵”方針的削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有所增強。如關島軍事基地數量由少變多，先后建成大型燃油儲庫、深水碼頭和指控中心，部署大量新型軍事裝備，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力量投送中心”和“戰略樞紐”。

　　但從整體看，受精力和財力影響，美軍在亞太地區類似的“點質變”為數甚少，更多駐軍點主要還是流于建設設施、更新武器和強化訓練等單項內容，遠未達成一體聯動的“面質變”效應。

　　具體到距釣魚島僅400余公里的駐日美軍沖繩基地群，同樣具備這種特點。在歷次裁減中，沖繩“減兵”力度比其他地域稍大，不過絕未“傷筋動骨”。相比之下，其提升質量的努力則引人注目，且意圖均指向海空制勝作戰。

　　“減兵”后駐沖繩美軍主要以空軍和部分海軍陸戰隊為主，數量并不突出，結構也不完善，質量上僅有少量兵器具有單個平臺對抗優勢，其作戰設想僅限于進行中等規模以下戰事。

　　防御還是進攻

　　冷戰剛結束的1992年，老布什政府強調美國必須堅持“針對不確定威脅預做準備”、“保持冷戰后獲取的戰略縱深”兩項基本原則。此后，歷屆美國政府長期貫徹這兩項戰略方針。

　　這兩項方針本身包含著防御和進攻的雙重內涵，實踐中兩者也很難區別。遵循這一邏輯，美軍的任何布局都難免是進攻和防御并重，甚至是進攻和防御混雜，即：可能在防御態勢下首先強調軍事進攻部署，還可能以預防性防御名義悍然實施進攻;同時，也可能在進攻態勢中高度重視防御安排，更可能借先制進攻以達成長期防御目的。

　　正是借助這種攻與防的模糊性，美國以保持領導地位、應對不確定威脅為由，一直努力塑造一種被迫應對大國崛起威脅的所謂“防御性”。將冷戰后美軍亞太部署與這兩項方針聯系起來，就可以找出一條清晰軌跡。

　　作為一個經濟持續低迷、即將在未來10年削減4870億美元國防支出的國家，美國的“戰略東移”是以在全球一些關鍵地區的“戰略收縮”為代價進行的，甚至在亞太地區部分區域也可能不得不實施選擇性戰略集中。這是奧巴馬政府面臨的與冷戰后歷屆美國政府均不相同的態勢，而與尼克松政府上臺后面臨的形勢倒有幾分相似。

　　然而，就像從尼克松直至里根政府所表現出的對蘇由相對緩和到逐步強硬一樣，絕不能由此得出美國將在亞太地區實施全面戰略收縮的結論。這主要是因為，美國“重返亞太”在國家戰略上或許有防御目的，但在軍事戰略上更趨向于展現進攻態勢，是企圖以軍事的進攻來服務和保證政治的防御。

　　讓美國頭痛的是，軍事進攻的條件從來都異常苛刻。未來，它面臨的不僅是國防預算的長期匱乏，更包括對手可能的強力反擊。無限制的進攻只會變成軍事冒險主義，甚至哪怕戰術上的進攻都可能換來戰略上的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