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16日晚，新加坡防務展簽訂的訂單總額已超過310億美元。據主辦方介紹，本屆航展吸引了全球幾乎所有頂級的航空以及防務公司參展，規模創歷次之最。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馬丁等公司都派出了豪華陣容，有超過65架最新飛機參展或參加飛行表演。雖然這些飛機表面上有軍用和民用之分，但在技術上大多是相通的。換言之，它們都是相關國家軍民航空和信息化技術融合的代表作。　

　　眾所周知，軍民融合普遍被各國視為強軍的成功經驗。而強化信息化軍民融合，則是軍事強國在信息化時代為加速戰斗力生成作出的共同選擇。 

　　信息化條件下戰斗力生成模式的轉變，本質上是把適應打贏機械化戰爭的戰斗力轉變為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能力，要想把信息化技術迅速轉變成戰斗力，必須轉變機械化時代的相關體制。尤其是信息化戰爭具有高消耗性、高技術性、高依賴性，更加鮮明地表現為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的體系對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強軍民融合之間體制的梳理，想要提高軍民信息化融合的效率勢必有一定困難。 

　　一些軍事強國之所以能夠較順暢地突破軍民信息化融合的瓶頸，生成穩定、持續發展的戰斗力，正是因為在國家層面的立法上注意強力打通體制性壁壘。早在上世紀末，美國就通過立法手段解決了體制性難題。相關法案將軍民融合的職責劃分、權力分配、工作機制等固化到法律條文中，避免了執行中的互相推諉、互相扯皮。如根據相關法律條文，著名的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會在第一時間把現代飛行器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于幫助美軍開發、生產、測試與改裝空中或水下裝備。正是諸如此類的規定，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美軍裝備技術上的領先性。 

　　信息化戰爭是國家各種資源的綜合較量，客觀上要求統籌安排軍地兩個系統的資源，密切軍用與民用技術設備間的聯系，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如世界軍事強國在外層空間的開發和利用上，就將衛星作為軍民通用的資源，既服務于經濟建設又運用于偵察監視、預警探測、指揮控制、信息通聯等軍事領域，達到了“以民促軍”的目的。有美國學者指出：二戰結束后，盟國規定不許日本生產進攻性武器。但你如果去過日本就會發現，日本的輸油管與加農炮管一樣粗，天然氣管與榴彈炮管一樣粗，水管與步槍的口徑一樣粗，一旦日本投入戰爭，所有這些都可以用來制造武器。 

　　在信息基礎資源、技術、動員的融合上，許多國家的成功做法是依托民用信息基礎設施和技術，解決軍隊高速數據、寬帶業務及移動通信等問題，使之既滿足軍隊需求又能服務地方。據統計，美、英、德等國軍隊信息化建設80%以上的技術均來自民用信息系統。在涉及信息化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各國主要通過立法全面貫徹“高速公路與軍事快速通道相結合，隧道與隱蔽工程相結合，高速樞紐與戰儲基地相結合”等思想。 

　　當然，成功的軍民信息化融合在促進軍事發展的同時，反過來也將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美國近年來在發展國家和區域導彈防御系統過程中，便帶動了相關民用高新技術發展和新型產業的形成。 

　　軍隊戰斗力主要是由人、武器裝備及二者的結合等組成，因此各國在實施軍民信息化融合，提高信息化軍隊戰斗力過程中，無不重視依托地方培養造就懂得信息化戰爭和信息化建設的軍事人才。目前，美軍在該國數百所高級院校都設立了后備軍官訓練團，利用高級院校接觸科技前沿、科研精神濃厚等優勢，負責培養該國70%的初級軍官和30%以上的高技術人才。俄羅斯等國也在與信息化、醫學有關的院校，安排培養軍隊所需人才。美國一家智庫認為，依托負責信息化前沿研究的院校培養軍事人才，是加速軍民信息化融合的捷徑，因為經過這種模式培養出的人才可謂軍地信息化融合的“橋梁”。當這些人參與研究信息化武器裝備時，必然會更加注意汲取民用信息技術的精華，賦予武器裝備更先進的理念和技術。代表美國新型作戰能力建設的重點項目，如“國家網絡靶場”“網絡跟蹤計劃”等，其實最初的創意都來自研究機構。 

　　當然，信息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全球化，這也決定了軍民信息化融合有時會以跨國界的方式出現。近些年歐洲多國參與的“伽利略”衛星導航計劃，印度允許一定的國外資本參與武器制造的私有企業等，都是軍用技術全球共同開發的鮮活案例。某種意義上，在信息化戰爭時代，依靠一國力量包打天下、單打獨斗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擴大開放、走出國門，是信息化軍事領域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也就是為什么一些國家在新加坡航展上，會把號稱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拿出來展示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其中很多裝備都是多國共同研究的結果，也需要在與他國先進裝備的競技中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