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精細化
文化體制改革不是口號，更不是標簽，必須要有標準，做到“可核查、不可逆”。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制為企業(yè)，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也是文化體制改革中難度最大的。借鑒其他領域改革的經驗教訓，就專門為轉制確定了具體標準：一是要摘掉事業(yè)的帽子，包括注銷事業(yè)法人、核銷事業(yè)編制；二是要像真正的企業(yè)，包括完成工商登記注冊、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參加企業(yè)社會保險。文化體制改革10年，全國注銷事業(yè)法人近7000個、核銷事業(yè)編制近30萬。在文化體制改革初期，確實曾有人對改革“動真格”產生某種懷疑，甚至有人預測這次改革會“雷聲大雨點小”。看到這兩個數字，大家都認同一個觀點：文化體制改革是真改，絕不是花拳繡腿。個別地方為解決社會保障銜接，采取“留殼”（保留事業(yè)法人）或“造殼”（設立新的事業(yè)單位），發(fā)現后很快被制止。
文化體制改革涉及職工的切身利益，在操作上特別需要精細化，切不可概念化，更不能“拍腦袋”。文化體制改革10年，沒有發(fā)生一起嚴重的群體性事件，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切實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尤其是操作上的精細化。文化體制改革不允許走減員增效之路，倡導通過發(fā)展文化產業(yè)消化富余人員；不允許一個人下崗，鼓勵通過轉崗實現再就業(yè)；不允許買斷工齡，倡導妥善接續(xù)社保關系。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要有資金作后盾，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允許在經評估以后的凈資產當中提留一部分，二是在國有產權轉讓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三是上述兩個來源不足時再由財政補齊。
退休待遇差是文化體制改革中最棘手的問題。2009年，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啟動前，中宣部會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和原新聞出版總署，一起與北京市人力資源社保局商談養(yǎng)老保險移交北京市，最后出臺了專門政策文件。但在改革啟動時，部分出版社社長仍擔憂退休待遇差沒辦法解決。要打消這一顧慮，最好的辦法就是算細帳。經過測算一家出版社五年內退休的16個人，結果大大出乎預料，顛覆了許多人的傳統(tǒng)概念：其中15個人按企業(yè)領取的養(yǎng)老金，要比按事業(yè)單位領取的退休金要高。北京市企業(yè)養(yǎng)老金水平是全國最高的，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妥善解決了退休待遇差，并不意味著全國各地都能效仿。為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在政策上作出制度安排：首先在五年過渡期里加發(fā)補貼，事業(yè)比企業(yè)高出的部分，按“97531”的比例補貼；其次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過去暗補的部分翻明，合理的部分計入繳費工資基數，從源頭上解決退休待遇差；第三是建立企業(yè)年金，個人繳一塊、單位補一塊，進行市場化運作。如果上述辦法仍然不能解決退休待遇差，最后采取單位補差，用當期管理費用支付。
改革全面深化需尋求新的突破
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黨的十八大之前，文化體制改革要基本完成既定的階段性任務，有人卻誤以為文化體制改革劃上了“句號”。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問題上，新一屆黨中央旗幟鮮明、態(tài)度堅決、指向明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對此做出了全面部署。
改革就像“接力賽”，應當保持連續(xù)性。文化體制改革10年，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之路。大膽地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應當是沿著這條道路繼續(xù)前行，不能“搖擺”，更不能走“回頭路”。比如新聞單位改革，改革的路徑已經很明確，即黨報黨刊要將其印刷、廣告、發(fā)行等經營性部分剝離出來轉制為企業(yè)，將所屬的非時政類報刊社整體轉制為企業(yè)；電臺電視臺要推動制播分離改革，先把廣播劇、電視劇制作機構轉制為企業(yè)，推動非新聞類節(jié)目制作逐步實現社會化；重點新聞網站和非時政類報刊社都要整體轉制為企業(yè)。這些改革任務，有的已經完成，有的正在推動，有的剛剛破題。新聞單位改革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的重要內容，不存在要不要改的問題，而是按既定方向何時完成改革的問題。
改革需要戰(zhàn)略、需要規(guī)劃，以確定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也需要戰(zhàn)術、需要策略，以確定改革的推進方式方法。在改革的推進方式上，自上而下、以行政推動為主，這是過去10年文化體制改革的主要特點。隨著國有文化單位的分類改革基本完成，特別是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制為企業(yè)，如何推動國有文化企業(yè)加快公司制改造，是改革全面深化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國有文化企業(yè)要深化改革，核心是產權改革，這就決定在改革推進方式上，要從過去以行政推動為主轉向以經濟手段為主，國有資產出資人機構要發(fā)揮推動作用。國有文化企業(yè)要進行產權改革，難點在于出資人制度與主管主辦制度相銜接，基本途徑是推動政資分離、政企分開和管辦分開，使國有文化企業(yè)從原來的行政附屬物，轉變?yōu)檎嬲氖袌鲋黧w，這就決定在改革推進方式上，要從過去的自上而下轉向自下而上，即國有文化企業(yè)深化改革，不僅呼喚出資人到位、盡職，而且“倒逼”主管主辦部門徹底轉變職能，從原來的“管腳下”轉變?yōu)椤肮芴煜隆薄?/p>
改革是尋求共識的過程，共識越多、改革阻力越小，反過來說，當改革被擱置，根子就在思想觀念上。在文化體制改革過程中，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如何看待市場和陣地的關系。如果把二者統(tǒng)一起來，認識到占領市場就是鞏固和擴大陣地，改革的力度就會加大、步伐就會加快；反之，如果把二者對立起來，把市場視為“異己力量”，改革就會“裹足不前”。二是如何看待資本和導向的關系。如果把二者統(tǒng)一起來，認識到國有資本的控制力決定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力，對非公有資本的引導力影響對導向的把控力，改革的空間就會增大，改革的成效就會明顯；反之，如果把二者對立起來，把資本當成導向不正確的“罪魁禍首”，改革就會“畏手畏腳”。三是如何對待企業(yè)和事業(yè)單位。如果認為文化企業(yè)不好管理，只有文化事業(yè)單位才可靠，改革就一定會走“回頭路”，文化體制改革10年的成果就會喪失殆盡。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認識，不僅制約改革全面深化的進程，而且影響意識形態(tài)管理體制的重構。文化體制改革任重道遠。(作者為中宣部改革辦副主任兼任中央文資辦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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