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路上，“醫”靠從何而來？醫療、醫保、醫藥（以下簡稱“三醫”）協同發展和治理。其中，醫療是看病就醫、保健康復的核心內容，與人民群眾關系最直接，人民群眾感受也最具體；醫保基金是人民群眾看病就醫的“保命錢”，也是醫療服務和醫藥產品的重要籌資來源；醫藥作為醫療衛生服務的重要手段和產品，直接關系服務的質量安全、能力和水平。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促進醫療、醫保、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國家衛生健康委在日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福建省三明市持之以恒深化“三醫”協同改革，積累了有益經驗。
醫療、醫保、醫藥三者密不可分，共同為人民健康保駕護航。那么，“三醫”如何協同，才能更好惠及民生？
醫療：令群眾可感、可及、可參與
醫療是“三醫”中群眾接觸最密切的部分，因此應扎實推動人民群眾在醫療領域內的可感、可及、可參與。
在“可感”方面，應注重人民群眾的需求、體驗和滿意度。有學者使用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對中國居民醫療服務滿意度進行研究后發現，需發揮制度合力，促進群眾滿意度提升。也有研究以“三醫”改革為背景，分析醫療服務滿意度后發現，就醫環境、就醫感官要素、就醫質量要素對醫療服務滿意度都有正向直接影響。
在“可及”方面，我國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推動醫療服務高質量發展，既關注資源整合，又關注服務的連續性及質量，積極推動從縣域醫共體到健康共同體建設。例如，福建三明縣域醫共體改革，通過鄉辦村所引導醫療衛生服務資源下沉，以數字健共體打造遠程醫療服務網絡引導優質資源下沉，建立健康“守門人”制度。再如，從2022年開始，廣東順德樂從鎮推出健康共同體建設方案，公立醫院整合社區衛生服務站，多學科組團進行慢病聯合門診，在整合區域內醫療服務資源的同時，推進專家、技術、藥物、信息、醫保“五到家”服務，滿足患者在家門口“好看病、看好病”的需求。此外，我國還積極推進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例如，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整合優勢學科資源診治婦科腫瘤，以婦科聯合20多個臨床科室、醫技科室及管理職能部門，共同搭建“婦科腫瘤多科綜合管理診治平臺”，推進臨床專科建設，建立規范的全程管理和一站式服務流程，方便患者多學科診治。
在“可參與”方面，醫療服務正從“要我變”到“我要變”，從“以治病為中心”到“以健康為中心”。例如，健康中國行動的開展，在不斷構建全民和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良好就醫環境的同時，也從日常生活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讓居民參與到健康中國建設中來，凝聚成“主動健康”的社會共識，推動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由2012年的8.80%上升到2023年的29.70%。
醫保：從“被動治療”到“主動健康”
醫保是群眾看病就醫的基本保障，目前正從“被動治療”向“主動健康”轉型。
我國醫改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基本實現醫保全覆蓋，報銷范圍從住院服務向門診服務延伸。截至2023年年底，我國醫保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目前，城鄉居民醫保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達到70%左右，相比于2003年新農合建立之初的30%~40%左右，醫保報銷比例顯著提高。據國家醫保局數據，我國高血壓、糖尿病門診用藥保障機制從無到有，為約1.8億城鄉居民“兩病”患者減輕用藥負擔799億元。
從初步滿足醫療需求，到能為慢病管理、健康管護提供支付保障，醫保作為當前人民健康的主要買單方，正讓越來越多的人獲益，而這也是健康中國目標的重要內容。
從“被動治療”向“主動健康”轉型，隨之而來的，還有報銷比例提高、老齡化、群眾看病就醫需求轉變、疾病譜轉變等，都可能使醫保籌資標準提高——這既要對監督、評估等責任進行細致劃分，還應進一步深化政府職能發揮市場作用，豐富健康保險類型，與基本醫保形成合力。
醫藥：集采、流通、使用全鏈條發展
目前，我國將藥品集采視為醫藥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福建省三明市通過實行藥品限價采購、嚴格控制醫師處方權和抗菌藥物使用、擠壓藥品耗材流通使用環節的水分，走出了一條“騰空間、調結構、保銜接”的改革路徑。截至2024年7月，三明市成立的采購聯盟覆蓋全國18省42市4縣，市縣覆蓋人口達18260萬人。
藥品從制藥企業到最終消費者的流通全過程，經歷了生產、批發、零售等多個環節。《關于“十四五”時期促進藥品流通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培育形成5到10家超千億元的大型數字化、綜合性藥品流通企業，100家左右智能化、特色化、平臺化的藥品供應鏈服務企業的總體目標。可見，在醫藥領域，我國正進入藥品流通能級進一步發展的全新起點，穩步發展數字化藥品流通成為新趨勢。
在藥品使用方面，藥品供應保障體系進一步健全，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建立。2024年，我國發布藥品使用監測管理標準。從醫院公益性以及群眾看病就醫方面來看，降低藥價，理順醫療服務價格是關鍵，更是醫改系統工程的突破口。目前，我國醫保藥品目錄內包含藥品已達3088種，覆蓋公立醫療機構用藥金額90%以上的品種——這與2003年“新農合”建立初期只有300余種藥品能報銷，治療癌癥、罕見病等的用藥幾乎不能報銷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醫保談判也是重要一環。上述提及的藥品集采、流通與使用，都與醫保談判息息相關。2018年國家醫保局成立，開啟了我國動態調整醫保基本藥物的制度探索。2018年至2024年，國家醫保局多次公布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情況和新版目錄，新增進入目錄、調出目錄、談判或競價的規則標準日益清晰，藥品價格談判率從56.7%上升至61.7%。2022年以來，談判成功率始終維持在80%以上，更好地滿足了臨床需求，更高效地貼近人民群眾。
“三醫”協同：建立統一高效的聯動機制
保障人民健康是一項系統工程，“三醫”不能僅局限于“耕好自己的責任田”，還要共同直面制約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卡點、堵點。為此，探索建立統一高效的政策協同、信息聯通和監管聯動機制至關重要。
“三醫”協同蘊含著發展和治理的雙重邏輯：推動“三醫”高質量發展，需要以高效能治理為基礎；而實現高效能治理，也需要以高質量發展為指引。二者是“三醫”協同內在邏輯的“一體兩面”——發展邏輯為其注入協同動力和演進方向，治理邏輯則確保其治理效果和運行效率。這就要求：
一方面，細化分類“三醫”協同的重大改革任務，合理安排主次關系、先后順序和邏輯思路。抓緊落實治理體系內外部的責任關系，明確“三醫”協同的任務分工、責任主體、協同單位，可借鑒三明醫改經驗，建立強有力的協調推進機制，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同時，以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為平臺，發揮社會治理的聚合效能，創新醫防融合機制，推動資源橫向整合，共同構建健康服務聯合體，為“三醫”提供協同發展平臺。
另一方面，推動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有機結合。隨著主動健康意識的提高，基層和人民群眾更應成為“三醫”協同發展與治理的重要力量。為此，要鼓勵、支持地方與基層積極進行治理創新，及時推動成功經驗的復制、推廣。在這方面，海南通過打造“‘三醫’聯動一張網”項目，推動“三醫”共用網絡、統一門戶；天津通過打造數字健共體，協同全市266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組建緊密型數字醫聯體，成為全國首個全面啟動數字健康建設的省級行政區。
在治理邊界上，不僅要有“三醫”內部的協同，更需要延伸至體育、食品、住房、交通等領域，包括鼓勵公眾參與體育運動、推廣健康飲食、注重居住環境的健康性、倡導公共交通和綠色出行、改善空氣和水質量等，把健康融入更多政策。
（作者：景日澤、趙陽，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醫院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