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中國將在2021年或者2022年，也就是第一個百年目標和第二個百年目標的交匯之際，邁過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李稻葵表達了對中國經濟的堅定信心。

　　這個時間只比他之前的預測晚了一年左右——2017年11月初，李稻葵委員曾預測，到2020年中國會非常接近世界銀行所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人均收入應該能夠達到1萬美元。

　　巧合的是，同在無黨派界別的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林毅夫，曾在2016年預測中國將在2020年至2022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林毅夫委員同樣表達了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我認為今年中國經濟情況會比去年好很多”。

　　平衡好穩增長與防風險

　　林毅夫和李稻葵兩位委員在2016年、2017年前瞻中國經濟時，他們并沒有想到此后的兩年里，外部環境如此復雜嚴峻，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那么，李稻葵委員現在的判斷是基于什么呢？

　　“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已開始出現回暖跡象，此后金融嚴監管發揮了重要作用。”李稻葵委員說，現在中央進一步完善金融政策，預計今年將是中國經濟的轉折年。

　　林毅夫委員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經濟巨大增長，與調動廣大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密切相關。從表面看，去年國企經營狀況好，民企經營狀況差，但這并不是因為政策變了，而是某些地方在執行相關政策時，對政策帶來的影響考慮不充分，甚至搞‘一刀切’。比如，有的地方去杠桿時用力過猛，銀行不敢給民營企業發放貸款等”。

　　林毅夫委員表示，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平衡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提出出臺政策和工作舉措要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調結構，防控風險要把握好節奏和力度，防止緊縮效應疊加放大，這有助于恢復企業信心。

　　不利因素在可控范圍內

　　對今年的中國經濟，李稻葵和林毅夫兩位委員都作出了樂觀判斷。

　　“要實現2021年達到高收入國家的目標，前提是中國經濟能保持穩定增速。”李稻葵委員認為這不算太難，“我相信中國經濟穩得住”。

　　李稻葵委員對中國經濟的另一大信心來自于我國國民儲蓄率較高。根據他的計算，我國的國民儲蓄率約為37%，居全球高位。有了儲蓄就有了資金，可用于化解產能過剩、環境治理等。

　　同時，中國經濟增長還蘊含著尚未釋放的新動能。商務部數據顯示，消費已經連續5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動力，對經濟增長貢獻率2018年達到76.2％，比上年提高18.6個百分點。李稻葵委員認為，我國還有一大批尚未邁入中等收入群體的人群，消費潛力很大。

　　此外，綠色發展本身也是一種投資，會形成新的增長點，還有產業升級也讓企業附加值增加了。這些都讓李稻葵委員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林毅夫委員同樣看好今年的經濟走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貨幣政策松緊適度，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同時還將出臺多項減稅降費措施，以簡審批優服務便利投資興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他認為，只要把這些措施落實到位，在防范風險過程中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到6.5%是可以做到的。

　　中國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中國宏觀經濟的學者，李稻葵委員希望把中國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傳遞給更多人。

　　“中國現在是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源和發動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三分之一。在質量的改善上，中國經濟的貢獻也是最大的。”李稻葵委員舉例說，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益。比如我國光伏行業去產能，讓全球光伏產業的定價更加合理，價格回升，引導全球光伏產業價值回歸。

　　李稻葵委員也坦承，中國的轉型之路并不容易。“中國經濟體量大、國土面積大，有過轉型成功經驗的韓國、日本、新加坡，面積可能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省份。”李稻葵委員說，“但中國和新加坡、日本等國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樣，經濟體制也不一樣，所以大可不必對中國經濟轉型有太多擔心。”

　　“因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正在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這些獨特之處，給了中國經濟更大的騰挪空間，更高效的調整力度。”李稻葵委員說。

　　“像美國在里根時期放松了對航空航天的管制，企業一擁而上，后來經過了幾十年的調整，最近才漸有起色，實現了部分合并重組。而我國煤炭、鋼鐵等行業去產能，只用了幾年時間就初戰告捷，盲目增長的態勢得以控制，在國外，這種調整可能需要十幾年。”李稻葵委員認為，中國宏觀調控的機制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借鑒意義，對于發達國家同樣有借鑒意義。

　　李稻葵委員認為，當前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一些誤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國家不了解中國國情。他認為，應通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讓世界認識到一個更加開放、全面、自信的中國。（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佘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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