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加征關稅舉措在嚴重傷害世界經濟的同時，對其自身的反噬效應也逐漸顯現。美方一些人以所謂“對等關稅”為名挑起的貿易戰，不僅沒能讓美國民眾看到“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希望，反而令美元長期積累的信用透支與結構性矛盾加速爆發，不斷沖擊動搖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

　　4月中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歷史學家亞當·圖澤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稱，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但美國關稅政策正在削弱美元在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和主導地位。他說，當不確定性上升時，投資者通常會涌向美元避險，而現在情況正好相反。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信用價值，這種信用此前由美國經濟穩定性、政策可預測性及金融市場深度共同支撐。然而，本屆美國政府政策制定幾乎完全不考慮自身應承擔的維護全球公共利益的責任。由此產生的后果在于，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直接沖擊國際供應鏈，迫使貿易伙伴國重新評估美元作為結算媒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美國濫用金融制裁工具凍結他國資產的行為，讓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美元體系已異化為政治武器。當美國政府將美元結算系統武器化、頻繁使用金融制裁時，其貨幣的公共屬性被政治工具屬性侵蝕，國際社會對美元體系的信任逐漸轉化為對系統性風險的警惕。

　　這種信任的逐漸崩塌在市場上體現得尤為明顯。4月以來，作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和重要的避險資產，美債和美元行情經歷了巨大沖擊。4月9日，10年期美債收益率最高漲至4.5%，3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升破5%；4月21日，美元指數自2022年4月以來首次跌破99點關口。有分析指出，美元的“過度特權正在消散”，市場開始用腳投票重新配置資產。

　　美國倚重已久的美元循環機制也逐漸失靈。美元體系的維系依賴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資本回流支撐美債”的閉環，但加征關稅舉措正在撕裂相關環節。一方面，通過加征關稅縮減貿易逆差的舉措會導致全球美元流動性供給收縮，客觀上迫使多方拋售美債換取美元支付能力，形成“美元荒與美債拋售”并存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美債收益率攀升本應伴隨美元走強，但在加征關稅引發的市場恐慌中，美債收益率飆升與美元貶值的反常同步，反映出投資者正在將美元與政策風險直接掛鉤。美國國債規模已突破36萬億美元，且增速未見放緩。在這種局面下，加征關稅推高通脹預期與債務成本，加劇了市場對美國債務風險的擔憂。政策信號的混亂傳遞，實質上動搖了市場對美元價值穩定性的基本預期，也意味著美元作為全球資產定價錨的地位松動。

　　與此同時，全球貨幣體系的多極化轉型正在危機中加速。美方一些人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行徑，引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調整，迫使各國不斷探索非美元結算機制，逐漸形成“繞開美元”的平行體系。這種重構甚至不再局限于受制裁國家，連歐洲、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在擴大本幣結算比例，反映出美元體系的離心傾向已從被動防御轉向主動疏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從高峰時的72%降至57.4%，而黃金儲備占比持續新高，這種資產配置的轉向本質上是對美元信用貶值的對沖。

　　美國當前政策面臨的困境在于，既試圖通過加征關稅縮減逆差維護實體經濟，又要維持美元輸出滿足全球流動性需求，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取向正在撕裂美元體系的根基。當加征關稅阻斷正常的國際貿易循環，美元的國際流通渠道也會隨之萎縮；當債務貨幣化操作持續透支財政信用，美元資產的避險光環必然褪色。雙重擠壓下的惡性循環正在將美元體系不斷推向系統性重構的臨界點。

　　當美國一些人選擇用單邊主義替代多邊合作，用貿易壁壘取代市場規則，其貨幣主導地位的削弱就成為邏輯必然。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史反復證明：唯有開放、穩定、可預期的經濟政策，才是維系貨幣信用的根本。任何貨幣的地位需要與其承載的國際責任相匹配，背離這個規律的政策冒險，將付出歷史性代價。（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連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