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規律，需要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同樣重要，通過宏觀調控、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引導改革。

　　中國40年來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充分條件是改革開放，必要條件是人口紅利。改革開放通過改革消除了制度障礙，允許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實現了資源重新配置。只有在經濟進行改革和開放，并且在這條路上走對了的時候，才可能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源泉。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舉辦的“經濟研究·高層論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暨《經濟研究》復刊40周年”日前在京舉行。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等專家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展望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

　　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依靠改革開放

　　楊偉民表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根本保證，也是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楊偉民詳細解讀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引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路徑。

　　發展目標。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的目標是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根據發展階段，制訂發展目標，從而最大限度凝聚全社會共識，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發展目的。中央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執行過程中存在著以GDP為核心、以GDP論英雄的傾向。我們仍然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經濟建設必須為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導向。

　　發展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三期疊加”、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判斷，十九大又提出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三個階段是內在邏輯統一、逐步遞進的，也是實踐的發展和認識深化的過程。當一個國家在經歷了起飛階段高速增長后，必然進入到更高的發展階段。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需求結構和供給條件都已經變了。2012年到2016年期間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實際是發展階段變化的結果，而不是所謂周期性的短期變化。因此，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企穩，也不是新周期的開始，只是正常波動。

　　發展路徑。中國經濟過去創造了中國速度，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500多種產品中有200多種產品居世界第一。但是，原創性產品不多，特別是擁有自己技術的企業不多。我們要從過去高速軌道轉向高質量發展軌道。高質量發展包含六個方面：一是保持增長、就業、價格、國際收支等指標的均衡；二是促進產業體系的現代化，生產方式的平臺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要有一批核心技術、產品或零部件；三是保持農業、工業、服務業協調發展；四是促進資源空間均衡；五是實現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六是著力提高資本、勞動、資源等要素效率，更重視提高人才、科技、數據、環境等新的生產要素效率。

　　發展理念。面對國內外的新形勢，新矛盾，要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五大發展理念。

　　宏觀調控。必須要適應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經濟形勢變化。擴大需求和改善供給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思路，不同的階段要針對不同的問題，該擴大需求時就擴大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我們調整宏觀調控的思路，從以擴大需求為主，轉向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

　　發展戰略。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戰略，對以往的發展戰略也進行了充實完善，先后對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糧食安全、水安全、森林安全、能源安全和創新驅動等作出了戰略部署，每一項戰略部署都提出了完整的思路和措施，必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和巨大變革。

　　經濟改革。中國經濟的高速度靠的是改革，今后的高質量發展必須，而且只能靠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規律，需要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配置，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優化。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同樣重要，但兩個作用的內涵是不一樣的，市場的作用是配制資源，政府的作用是通過宏觀調控、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引導改革。

　　“改革永遠在路上。”楊偉民說，進入經濟發展的新時代，關鍵要堅持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引，強調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實施好一系列新發展戰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

　　改革開放與人口紅利創造經濟增長奇跡

　　蔡昉認為，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增長奇跡并非如西方學者所說是“意外的結果”，而是改革開放這個充分條件和人口紅利這個必要條件結合的產物，符合經濟發展的邏輯。

　　蔡昉稱，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高度贊譽中國奇跡。然而，在經濟理論上對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經濟高速增長的解釋的話語權卻在相當程度上被西方學者統治著，這導致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存在許多誤讀和偏見。

　　在蔡昉看來，中國40年來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充分條件是改革開放，必要條件是人口紅利。改革開放通過改革消除了制度障礙，允許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實現了資源重新配置。人口紅利不僅僅是一種資源稟賦，因為世界上具有潛在人口優勢的國家不只是中國，非洲和印度也有人口紅利。只有在經濟進行改革和開放，并且在這條路上走對了的時候，才可能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我想強調的還是改革本身。”

　　從數據上看，中國形成潛在人口紅利的時期與改革開放的時期完美重合。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2010年。與此同時，15歲以下和60歲以上的非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增長是穩定的。這種剪刀差帶來了撫養比的下降和勞動人口的充足供給。

　　人口結構特征也為資本積累提供了重要支撐。由于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這就造成了高儲蓄率、高投資率。資本投資需要回報率來維持，而中國在這個發展階段，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導致資本并未出現邊際報酬遞減。有這兩點做支撐，資本積累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人口紅利在消失，經濟增長在減速。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果說過去的經濟增長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源泉是人口紅利，未來的增長中不再能指望人口紅利，甚至其中一些與人口紅利相關的要素，如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是負的。今后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必然越來越依賴全要素生產率，這是唯一的可持續性增長源泉。”蔡昉強調。

　　蔡昉表示，首先，全要素生產率直接來自庫茲涅茨效應。庫茲涅茨把產業結構變化的動力和結果，歸結為資源或生產要素在產業間再配置導致生產率提高，這已經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所證明。其次，全要素生產率直接來自熊彼特效應，即在創造性破壞條件下資源或生產要素在企業間流動并再配置，是生產率提高中的重要貢獻部分。最后，雖然應用新的技術等創新過程是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但是，技術進步并非一個勻質的過程，最終整體生產率得以提高，在于讓那些最先且最成功的創新者更多獲得并使用要素與資源。

　　蔡昉認為，把全要素生產率解釋為一種配置效率，不僅有利于在概念上理解它，同時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有利于幫助它們準確認識全要素生產率的抓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企業和投資者的事，政府不應該直接去抓。但是政府也不是無所作為，政府需要營造允許企業自由進出和生死的市場環境，疏通各種要素自由流動的通道，幫助企業和投資者進行創造，同時也應允許企業和投資者退出和被破壞。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護，保護脆弱人群，保護得越好就越能夠有破壞的勇氣和機制。

　　為了保持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定的全要素增長，關鍵是推進相關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勞動參與率，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使未來經濟增長下降更平緩一些，持續的時間更長一些。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

　　對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式是講好中國經濟故事

　　高培勇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經濟研究》復刊40周年。對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式，不是簡單的羅列中國經濟發展成績單，而是在系統總結改革開放40年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和基本規律的基礎上，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做出創新性理論概括。對《經濟研究》復刊4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式，也不是簡單的羅列刊物自身成績單，而是在全面回顧中國經濟理論研究與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互為依托、良好互動歷史的基礎上，構筑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做出對世界經濟學的應有貢獻。

　　經濟所成立于1929年，迄今已有將近90年的光陰，且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時期。按照歷史淵源計，可稱之一個“老所”。經濟所以經濟學學科門類立所、全面覆蓋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和經濟史學，按照人員規模和覆蓋學科范圍計，可稱之為一個“大所”。

　　“中國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經濟理論工作者應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深入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征程中出現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黨和國家貢獻更多的創新性經濟理論成果，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高培勇強調。

　　《經濟研究》創刊于1955年，1966年停刊，1978年經黨中央批準，正式復刊。60多年來，作為一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學術研究窗口和學術交流平臺，特別是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發表重要原創性經濟理論成果的學術期刊之一，《經濟研究》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全面見證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歷程以及中國經濟理論研究與中國經濟發展實踐良好互動并做出積極貢獻的歷史。

　　高培勇表示，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的歷史方位，《經濟研究》不僅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始終堅持嚴格的學術標準，繼續辦出特色、辦出水平，辦出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而且，要與各位作者、讀者以及各位學術期刊同行攜手，堅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共同構筑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