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義被人們稱為“歌癲”，現在他是山西省河曲縣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北方兩句頭》的出版，是“歌癲”的杰作，是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獻給國家的答卷。

　　賈德義以樸素真摯的情感，用50多年的光陰，堅持不懈地把聽到、見到的，晉北、陜北、內蒙古自治區民眾中廣為流傳的山曲兒記錄了下來。歌詞從古代到現代，主題始終就是人世的情與愛，但角度又是那么的不同，它使人世間的情愛變得鮮活豐富起來。它記錄下來的是我們北方先祖的生存史、文化史，以及農耕時代北方百姓的人生觀、藝術觀。

　　他在這本民歌集后記中說：“我在《北方兩句頭》一書里選用了一些‘灰調’，這些‘灰調’較已經出版的圖書中收錄的‘酸曲兒’更為真實鮮活。”我仔細地拜讀了這些“灰調”，完全同意他的做法，“灰調”的“灰”山西方言作“賴”講，“賴調”也就稱作“灰調”。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要保護的當然包括“灰調”。有心人賈德義編成的長篇巨制，無疑是最典型的、完整的“非遺保護”成果，他讓我們清楚地知道了我們是誰，我們先祖最實際的生存狀態，他們的奮斗，他們的愛憎，這些山曲兒把先輩們的所思所想一代代傳給了今天的我們，張揚的是我們祖先的“魂”。

　　“北方兩句頭”不是流行全國的長短句結構的明清俗曲，它是我國北方民歌中獨立的一支，在河曲習稱“山曲兒”、內蒙古稱“爬山調”、陜北又稱“信天游”。為什么稱河曲民歌為“兩句頭”？因為它的曲詞基本結構為上下兩句體，上句起興，下句表情，常常一對上下句就可以道出歌唱者的真情，以及逼真地向人們展示出那真實的生活畫面。“兩句頭”曲詞多寡自如，一支曲子一般由四五對上下句構成，多是唱情者；也有敘事體曲子會長一些，長至十幾對上下句。民歌多是用來抒情的，敘事體的民歌也是在抒情基調下的敘事，在這一點上它與曲藝唱故事的敘事有很大區別。

　　《北方兩句頭》內容反映的是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歌聲里傾注的都是人們的真性情。

　　其一、強烈情感的宣泄，詩一樣的表達。時而含蓄、時而深沉，如“山在水在石頭在，人家都在你不在”。你可以通過這兩句詞，感受那被思念煎熬的靈魂。時而又豪放地充滿了野性，如“聽見哥哥唱上來，熱身子撲在冷窗臺。”說的是女子壓抑許久的思念瞬間釋放，有了“熱身子撲在冷窗臺”的畫面，這由熱向冷的一撲，告訴我們是怎樣的一個“情”。

　　其二、苦難，曾是山曲兒傾訴的主要對象。不同的時代人們面臨的是不同的困擾，也就有了不同主題的民歌。比如，對舊時代的童養媳制度的控訴：“石巖畔上長的苗（指一棵）老苦菜，童養媳男人不心愛。幾歲上童養媳不大大，公婆打來男人罵。大姑子大小姑子小，童養媳伺候人家正好好。高一碗送低一碗端，輪到嘎（指自己）吃就空了碗。”我覺得這是許多童養媳訴苦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她們有苦，無人可以傾訴，就編成了歌，發泄心中的痛。

　　這些山曲兒是對山野中人們生活最直接的記錄，對此賈德義在本書的前言中，對山曲兒的存在意義有如下論述：“只有這樣，河曲人民特別是田里勞動的農民，才能在這塊十年九旱的貧瘠土地上生存到今天，他們無論是到內蒙古草原去耕種還是去陜西沙漠墾荒，都是以山歌為精神支柱，在這種力量的支撐下，大大增強了與災害抗爭的堅定信念，最終尋到了生存的歸宿。”我想這就是山曲兒的力量。

　　其三、時代在變，山曲兒在變。1950年，新中國頒布了《婚姻法》，山曲兒隨著起了變化，如“封建社會把人卡，新社會娶老婆由了咱。紅花數不過牡丹紅，心愛男人自己尋”。再如“甜瓜瓜金黃棉朵朵白，豐收景招我進山來……村前村后果兒香，一座座小樓電燈亮。荒山坡變成金塊塊，都是咱農民巧手手栽”……時代在變，生活在變，人在變，山曲兒也隨之在變。

　　其四、山曲兒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是這一地域歌舞、曲藝、戲曲藝術生成發展的母體。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全國知名的《走西口》就先后有民歌的版本、曲藝的版本、戲曲的版本，可以說，民歌是后者的根。同時我們看到長久流傳下來的許多名曲都有吸收民歌的影子。

　　這厚重的文化傳承史，讓我們對明天的生活充滿著自信，也因為我們的祖先就是唱著這山曲兒戰天斗地繁衍生息的，生活進入到了今天這個時代，輪到我們用山曲兒唱出我們的心聲了，要唱好它，傳承下去，我覺得這就是本書的意義所在。正如原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出臺意義，他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深深植根于民間，世代傳承于人民的生產生活之中，與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和積淀于人們心中的文化印記緊密相連，蘊含著民族文化的精華，體現了中華民族薪火相傳、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這一論斷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全面的概括，《北方兩句頭》就是這種民族精神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