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前后，乞巧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一個個傳統節日聯翩而來。如何激活那些依附于傳統節日的歲時禮俗，也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

　　傳統節俗的改變VS文化因子的傳承

　　毋庸諱言，過去很長時間里，傳統節日禮俗出現式微。有人將其歸因于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轉型，歸因于來自鄉村家族的情感整合儀式在城市化進程中日益失去了存在理由，歸因于傳統社會思想觀念的結構性變化。

　　從歲時禮俗的社會基礎入手分析其式微的客觀原因，當然有一定道理。

　　就一般意義上說，中秋節引申出的圓滿主旨，既是農耕社會在秋天收獲而帶來的生活美好感，也是基于“天人合一”觀念，讓月亮的圓滿與親朋好友團聚的圓滿形成一種同構關系，并在品嘗圓圓的食物月餅中得到具體而微的落實。其實，親人團聚只是一種泛指，在某些地區，中秋節的團聚常常特指出嫁的女兒可以在這一天提著月餅回娘家探親，所以中秋節也稱為 “女兒節”，就像 “重陽節”可讓女兒帶重陽糕回娘家而被稱為 “女兒節”一樣。而后來附會出的嫦娥在中秋節奔月傳說，以此達到不死的境界，則是古人在面對永恒的自然、面對一種周而復始似乎永遠不會失去的圓月面前，從自身欲望內部，產生一種 “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的有關生命永恒的沖動。于是，當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轉型，當秋天與農業收獲的直接關聯性變得松懈，當交通問題、社會意識問題對人的交往團聚不再構成阻隔時，植根于原初社會意識土壤的禮俗和儀式感，不能不發生巨大的裂變。

　　同樣，再以乞巧節即七夕言，有關牛郎織女被銀河阻隔的傳說，是基于當時人間不能自由戀愛和不能自主婚姻的結果。所以古人關于七夕的題詠，以凄婉居多，是以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主題貫穿始終的。而宋代秦少游題詠的所謂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如此別開生面的樂觀，說穿了無非是無奈中的自我安慰。乞巧民俗的流行，希望通過祭拜織女時獲得靈巧的女紅技藝，也許是女性把自己被隔離在深閨中的那種悲愁苦恨移情向勞作的結果。而當現代社會把女性活動的自由世界徹底打開時，因織女牛郎受阻隔的七夕，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依托。

　　那么，如何保護傳承傳統節俗，如何傳承那些并不依賴特定社會土壤的文化因子，如何給傳統節俗注入新時代的文化因子，如何讓傳統節俗在豐富人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如何讓節俗文化成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維系群體生活的重要紐帶，這是需要我們每逢佳節倍思 “考”的。

　　有學者認為，呼吁文化保護或者節俗保護本身是無意義的。既然文化是在特定社會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一旦需要人來特意呼吁保護，就已經說明這種文化行將退出歷史舞臺。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尊重客觀事實，同時也是尊重歷史的自然選擇。

　　對此觀點，我并不認同。因為從本質上說，歲時節俗本身，就是人對自然的一種掌控和超越，是人對時間刻意的一種節律調控。如同人們設計歷法來分配人的生活時間一樣，人又進一步在時間節點上，根據身心的需要、根據社會生活工作和人際交往的需要，逐步安排節日禮俗，并達成社會全體的共識。盡管從社會學層面看，特定的歷史內涵發生了變化，一些節日禮俗的儀式含義失去了現實的依托，繼續保持這些禮俗似乎已經沒有意義。但作為人對時間自覺把控的立場，卻并沒有因為進入現代社會而有些微的喪失，也不會有基本的改變。

　　所以，這里的關鍵不在于該不該呼吁保護和繼承，而是我們究竟該如何去做。

　　傳統禮俗多元化VS營銷目的單一化

　　當然，我認同對傳統節俗的保護和繼承，并不就等于說我們應該不顧現實的土壤而恢復古代的一切做法，或者強調傳統繼承的所謂 “原汁原味”，回到古代。我覺得當務之急，應該區分節俗的歷史記憶和現實活動的兩個層面。

　　所謂歷史記憶，是站在歷史學的基礎上，對作為人類文明發展有過貢獻的一切過往習俗，進行基本梳理，以此形成一種人類生命的發展疊加和經驗積累的意義，即便其中有些習俗在今天已經不再適用，但為我們比較今天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個差異化的豐富的參照視角。

　　比如，中秋賞月，作為給無法相聚的親人一種安慰的意義，就在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就在于“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當遠隔千里的人，能夠在八月十五晚上，共同望著滿月時，因為被同一個月亮所籠罩，彼此的心理就好像得到了稍稍滿足。但是，這種 “千里共嬋娟”的觀念，在現代社會卻受到了撞擊。晚清時期，出任舊金山總領事的黃遵憲在任上歸國，置身在大洋彼岸，由于耳濡目染異域風俗，特別是所形成的現代地理學觀念，就對中秋節望月有了全新的感受。他當時所作的 《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一首，就曾經感嘆道： “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節。泰西紀歷二千年，只作尋常數圓缺。”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中，周邊是無法體會中秋節俗的西洋人，也就更加反襯了他的情感強度，所謂 “虬髯高歌碧眼醉，異方樂只增人愁。”而因為對地球是圓的科學觀的確立，使他也無法再以遠處親人的 “千里共嬋娟”來安慰自己，只能為自己與親友分別置身于地球的向背兩面所嘆息： “九州腳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在這里，傳統習俗記憶成了他思想感情的參照系，使得他對當下的望月情感體驗，更為豐富而獨特了。

　　再看七夕，因為有傳統社會對女性自由的限制，才使得郭沫若寫下的新詩 《天上的街市》，把詠嘆牛郎織女的交往視為是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并在有意遮蔽七夕的特定日子中，體現出基于現代社會才有的全新理解，從而讓這首詩散發了獨特的光彩。

　　與把歷史記憶中的節俗作為現實經驗對照不同的是，確實也需要我們從傳統習俗中，剝離出一部分帶有普適性的活動，或者讓其成為現代生活的自然延伸，或者稍加改造，以貼近現代民眾的心理訴求。

　　比如中秋集體性的賞月活動，剔除其不合時宜的女子拜月求貌美的儀式，在豐富我們審美生活，加強人際和諧關系方面，還是能起一定的作用。記得讀研期間，每逢中秋佳節，導師把我們一批不能回家和親人團聚的學生招到一起，去辦公大樓的露臺上聚餐賞月，至今想起來還感覺十分美好。還有中秋節親友間互贈月餅彼此問候的習俗，也是增強交流、增進感情的很好方式。再比如，重陽節作為女兒節，是因為古代出嫁的女子在這一天能夠提著重陽糕來孝敬自己的父母。但是，在今天，由于女兒回自己的娘家全然沒有限制， “女兒節”意義上的重陽節，似乎已經不大提起，而重陽節作為 “敬老節”的現代意義才充分凸顯了出來。這里的 “敬老”不局限于晚輩對長輩的孝敬，許多老人更期盼單位來操辦，是因為恰恰在這一天，他們可以重溫在集體的感覺，一種在同一片土壤中培養起來的共同體感覺，同事間的情感，又被重新喚醒了，而他們需要受晚輩的尊敬，倒還是其次的。

　　也許，在今天，傳統禮俗的現代轉型面臨的更為嚴峻的問題，倒不是傳統土壤的變異或者消失而使得禮俗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消費經濟的無孔不入。豪華而不實用的月餅包裝，七夕節的各種所謂傳遞愛意的奢侈品消費，諸如此類，會把傳統文化禮俗的多元化逐漸轉變成營銷目標的一元化，并把民眾裹挾進一種非理性的消費氛圍中。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呼喚學者的倡導、文藝的創作、民間的護植，來養育傳統習俗的現實土壤。

　　（作者詹丹，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民俗學學位點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