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準確理解大運河文化的流動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如何理解大運河文化的流動性？筆者以為主要體現在時間、空間與主體三個方面。

　　時間的流動性。流動的文化大運河首先體現在時間。它歷史悠久，從過往流淌到當下，是活著的遺產。大運河完成于隋，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距今已2500多年的歷史，它的開鑿、發展和興盛的歷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成、發展和完善的歷史。這條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規模最大、流程最長、運行最久的大河是一部流動的厚重史書。大運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是中國文化的記憶之場，承載著中國人的文化鄉愁。

　　時間的流動性賦予大運河歷史的景深，也吁求今人以一種動態的眼光去發現這條流動的大河。大運河文化流動性核心在于變遷。千百年來，大運河是一條不斷發展變化的運河，歷史上的改道、拓展、改建各個時代都在發生，如秦漢時期江南運河的形成、隋代南北大運河的形成、唐宋開鑿龜山運河等，明清京杭大運河的蓬勃以及與國運起伏相連的“廢漕令”等等。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大運河流動在時間的長河中：無論是古運河還是今運河，無論是河道、行船、船閘衙署、碼頭、蓄水庫乃至因河而興起的歷史城鎮，還是全國各地的戲曲、文學、藝術、美食、園林，與漕運有關的花會、廟會、河燈、舞龍、高蹺、號子、民謠、習俗、信仰等等都在流動不居的變遷中。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角看，農耕時代的漕糧鹽運、工業時代的煤炭物資、信息時代的ETC過閘系統，多重時代的文明成果壓縮在這一線性、巨型文化遺產線路上。同一條運河盡顯歷史滄桑變遷的年輪，富于時間感的巨變流淌在不斷變化的運河景觀中，隱喻著變遷的中國。

　　如果忽略變遷的整體過程，只能看到停留在現在時空一個個凝固的點，而大運河文化絕不是靜止的文化，把大運河看作歷史遺留物的研究是有問題的，因為這種研究視角所架構起來的整套話語，帶來的不僅是大運河本身的理論研究危機，也會造成大運河文化遺產在民族—國家文化體系的危機。變遷是大運河文化遺產的“生命”本質，包涵了它在具體時空層面生成、傳承、革新的全部進程，標志著永不停滯的深層生命運動和豐富久遠的歷史文脈傳承。

　　空間的流動性。大運河文化流動性還體現在空間上的傳播，融通多元文化區域，勾連起自我與世界的想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大運河文化特點歸結為“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突出的就是它流動中的文化融通這一卓越特質。

　　大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流域經過8個省35個城市的132個文化遺產節點，它不止是一條運輸路線，也是一條文化大動脈，更是一個文化傳播系統。從文化意義看，大運河既是媒介，也是內容；既是傳播載體，也是文化符號，齊魯文化、燕趙文化、楚漢文化、淮揚文化、吳越文化等多重區域文化在大運河的流波中聚匯融通。然而，這種多重區域文化并不是雜亂堆砌，而是多元中的統一，因為大運河沿岸各特色地域文化均貫通著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攜帶著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文化基因，正是在共同文化魂魄的統攝下，多元發展的地域文化會在歷史的煙波中走向融合，成為整體文化的一部分；同時這種地域文化在被納入大運河整體文化時，又保有自身區域特色，如吳橋雜技、淮揚菜、揚州八怪、楓橋夜泊等等，都是大運河特色顯著的文化符號，它們相互吸收、彼此借鑒，積淀為既兼容并蓄又引領潮流的文化形態，有的還被大力發掘，著力提升，成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

　　大運河還為古代中國與世界的文化往來架設了便利的橋梁，其“北接長城文化帶，西挽陸上絲綢之路，東聯海上絲綢之路”，將平原、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系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運河文化本身的歷史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這條文化線路勾連起中華民族自我與世界的想象，對當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文化融通有兩點有益啟示：其一，文化的內聚力與適應性，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交鋒、交融中保有自我又聯通世界。文化需要有內聚力，有文化記憶，同時又不是閉關自守，對外來文化敢于正面迎接挑戰，不斷發展創造，在固有文化血脈基礎上吐故納新、權衡取舍、為我所用。其二，在流動中關注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評估不同文化主體的特質，形成新的社會文化網絡，持續培養新的文化勝任力方式，呼應“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的文化關切，能參與、對話并不斷引領發展中當代世界文化，最終能為世界勾勒出一幅既包含中國、也包含世界，不分“自我”與“他者”的新世界圖景。

　　主體的流動性。在大運河每一個具體的時空轉場中，主體從不缺席，始終處于焦點——無論是吳王夫差開鑿邗溝、溝通江淮，元世祖實現南北運河的全線貫通，還是明朝鄉間老人白英建議下的南旺分水樞紐，這些具有時空感又攜帶個人生命意義的主體構成了大運河活的歷史、生生不息的活力，充沛著歷史創造的力量。

　　在大運河流動的文化中，主體也是黏合劑。主體黏合著空間與物象，無論是作為大運河實體的“形”，還是運河文化的“神”，無論是作為文化遺產本身的點、線、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傳承人）、藝（核心技藝）、品（優秀作品）”，都在主體中水乳交融。主體黏合著時間與遺產價值本身，與世界文化遺產中已申報過的其他世界運河遺產比，大運河最大的特質就在于它的活態性與包容性，作為歷史文化遺產的古運河與不斷形成的現代運河層疊累積，而近一半的河段依然忠實地發揮著航運的功能，這條大運河沉淀著歷史/現實、主觀/客觀、實物/倒影、可知/未知的文化“第三空間”，每一個靠近它的主體都可以進行漫游者的歷史尋根、美學移情與文化打撈，今人的創造還可以再匯集到大運河的流動文化中去。

　　現代社會是液態的、輕靈的、全方位與立體的流動，大運河原有文化空間也因現代社會的“流動性”發生劇烈變化，它不僅僅是文化的“記憶之場”，還承載著資本流動、信息流動、技術流動、組織性互動的流動以及影像、聲音和象征的流動。總之，先人們的文化大運河流淌至今，當下的主體也必須將之繼續繁榮勃興。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