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涵十分豐富。我們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運行。要看到，國內國際循環是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因此，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強大支撐，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這是適應我國比較優勢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適應國際環境復雜深刻變化的迫切要求，是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我們要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強大支撐，推動國內供需更高水平平衡，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育新機開新局。

　　深化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涵的認識

　　總的來看，“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涵十分豐富，我們要準確把握其核心要義和基本要求，這是我們做好“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首先，“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大循環是指社會再生產全過程包括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往復循環。其中，生產是起點，流通和分配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橋梁，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也是新一輪再生產的起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大循環必然是實物運動循環和價值運動循環的結合，是實體的商品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過程與貨幣資金運動在社會再生產全過程中的合理分配流動循環相結合的過程。此外，在社會分工日益發展深化條件下，經濟大循環必然體現為社會再生產在地域空間意義上的循環，包括在國內的城鄉和區域間的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指社會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帶動，對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循環具有較強的控制力。事實上，從國際經驗看，任何一個大國經濟或大型經濟體都是以國內需求、國內市場為主體的，外部需求和國際市場只是國內市場和國內需求的延伸和補充。

　　其次，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運行。這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必須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經濟大循環必然是包含在全球地域空間范圍內的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指國際循環不重要了，或者說國際循環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驗表明，用好國際市場、資源和規則，對于國內發展和改革能夠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中國經濟無論成長到什么時候，都要在世界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和搏擊。當前，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但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促進發展、改革和創新。通過融入國際循環促進國內循環，就要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擴大進口，促進高質量使用外資，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提升國內供給質量，推動供需平衡暢通，讓中國經濟在開放中欣欣向榮。

　　第三，國內國際循環是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這是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國內國際循環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著力打通制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大循環梗阻，培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通過提升國內大循環水平更好促進國際循環。而且，從發展階段看，目前我國已具備建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諸多有利條件，比如，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日臻完善，自主創新能力加速提升等。另一方面，要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國際循環更好促進國內大循環。

　　充分認識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

　　建設“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發生復雜深刻變化，針對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情況，為解決現實問題而提出來的，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一是適應我國比較優勢變化的迫切要求。過去，我國勞動力豐富，但資金、技術缺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很強，通過加入國際大循環進而帶動國內經濟循環，可以很好地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現在，經濟發展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勞動力仍然豐富，但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同時資金供給相對充裕，技術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科技創新、人力資源、巨大市場等新優勢正在日益形成和鞏固。在此情況下，過去通過“兩頭在外”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帶動國內、首先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的循環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迫切需要適應比較優勢的變化，提升國內循環的質量和效率，提升我國在國際循環中的位勢，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二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變化的迫切要求。過去，我國發展的重點是解決“有沒有”的問題，我們依靠“舊的雙循環發展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現在，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50%，總體上進入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邁進的新階段。靠原有發展模式難以實現新的目標，必須更好地挖掘內需潛力、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潛力和參與引領國際循環的潛力，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高經濟自主可控發展能力，構建新的雙循環發展格局，不斷縮小城鄉、區域間發展差距和社會群體收入分配差距，讓發展成果更好地為全體人民所共享。

　　三是適應國際環境深刻調整的迫切要求。過去，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我國抓住戰略機遇期，積極融入國際分工與合作，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現在，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潮流，但全球化遭遇逆流，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不斷發酵，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復雜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國際環境的復雜深刻變化，要求我們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內生動力和活力，以國內發展基本趨勢向好的確定性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同時，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扎實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建設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事關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必須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主攻方向，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一是要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加快構建完整內需體系。超大規模市場是聯通國內國際市場、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優勢。要將這個優勢發揮出來，就要著力擴大內需。內需是由居民消費需求、企業投資需求和政府需求有機組成的體系。應針對不同類型主體的需求，堅持問題導向，打通阻礙需求潛力激發的痛點和堵點。針對居民消費需求，應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穩步提高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與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提升對農民工及其家屬的保障水平，減少消費的后顧之憂；不斷改善消費環境，提高商品和服務質量，推動居民消費升級。針對投資需求，應弘揚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辦企業并獲取合理回報，使企業“想投資”；落實好紓困惠企政策，特別是打通資金向實體經濟流通的渠道，強化對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使企業“能投資”；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形成長期穩定發展預期，使企業“敢投資”。針對政府需求，應在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讓每一筆錢都花在刀刃上、緊要處。

　　二是要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水平。持續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率，是解決供需不平衡不匹配、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應深入貫徹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當前形勢下應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工業體系完整的優勢，著力推動強鏈補鏈固鏈，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維護產業安全。應制定實施有利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把提升全產業鏈水平作為主攻方向，鼓勵企業增強上下游配套能力。引導各地根據不同要素條件優化生產力布局，促進區域間產業鏈供應鏈協作。立足我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和產業布局存在差異等特點，更好挖掘產業梯次轉移的空間潛力，為沿海產業向內陸沿邊地區轉移創造更好的條件。

　　三是要將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作為主攻方向，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必須認識到，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讓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要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的趨勢，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領域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同時也要認識到，自主創新不等于封閉創新，而要善于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強國際科技合作，加大國際化科技孵化平臺、離岸創新中心等新型平臺建設力度，探索構建開放式自主創新體系，走開放創新道路。

　　四是要將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強大支撐，深入參與引領國際經濟循環。眼下，國際金融危機前形成的世界經濟三角循環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新型分工方式、新型產業鏈價值鏈和區域化供需網絡正在興起，我國在新形勢下的國際經濟循環中大有可為。應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一方面，要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積極擴大進口，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外資市場準入，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吸引集聚更多高質量外資企業。加快中歐投資協定、中日韓自貿區等談判，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建立更加緊密的產業和市場循環關系。另一方面，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以“走出去”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為抓手，在我國有優勢、沿線國家有需求的鋼鐵、電力、工程機械、軌道交通等資本品領域以及家電等消費品領域，抓好一批示范性國際循環項目，與相關國家之間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環關系。

　　（作者分別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