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奮起抵抗，中國開始全民族抗戰。甘肅是抗戰的大后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甘肅人民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赴國難，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

　　甘肅隴東地區作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實現內戰到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提供了可靠保證。紅軍長征落腳陜甘革命根據地后，黨中央正確估計中國革命的形勢，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并適時通過西征行動將陜甘革命根據地開辟為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后，按照與國民黨談判達成的口頭協議，原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正式改稱陜甘寧邊區政府，陜甘寧三省交界處的23個縣劃歸陜甘寧邊區政府管轄并為八路軍的募補區，現隸屬甘肅的慶陽縣、合水縣、鎮原縣、環縣、正寧縣、寧縣成為重要組成部分，隴東地區也成為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重要出發點之一。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邊區的鞏固和建設，提出要把邊區建設成為全國抗日民主的模范區。為加強對隴東地區的領導，黨中央先后建立隴東特委、慶環分委、隴東分委、隴東分委特委會等組織機構。在黨的領導下，1937年到1940年間，隴東8個縣成立抗日民主政府，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隴東地區的政權建設中得到了最廣泛的貫徹執行，開展的主要工作有：實行普選、三三制、精兵簡政等民主政權建設；開展減租減息，大生產，興辦供銷社、合作社，加強財政金融稅收工作等各項經濟活動；發展普及小學教育、掃盲、干部培訓教育、文化衛生醫藥等事業，并開展多種形式的擁軍優屬活動和抗日支前等社會工作。特別是駐守在隴東地區的留守部隊三八五旅，在發動群眾團結抗日、發展生產改善部隊生活條件、組建野戰醫院并為老百姓免費診療等方面開展的工作，充分彰顯了人民軍隊親民、愛民的模范作用。

　　隴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各項活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條件下，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通過民主政權發動團結群眾來進行的。在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隴東8縣成為政治民主、經濟繁榮、教育發展、文化先進、軍事鞏固、社會進步的地區，是陜甘寧模范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爭取抗日戰爭全面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更重要的是為全面堅持黨的領導、貫徹執行黨的安排部署進行了開創性探索和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實現對全國的領導發揮了不可替代的試驗田作用。誕生在隴東地區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作為陜甘寧邊區司法工作的典范被廣泛推廣，為新中國司法制度建設積累了成功經驗。

　　二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和中共甘肅工委成立后，對甘肅抗日救亡運動發揮了重大領導作用。全民族抗戰時期，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和中共甘肅工委堅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國共兩黨在甘肅的合作日益密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群眾積極投身抗戰，隴原大地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前身是蘭州紅軍辦事處。為了營救和收容紅西路軍被俘失散人員，查找當時下落不明的紅西路軍主要負責人，黨中央利用西安事變后的有利形勢，于1937年6月在蘭州南灘街54號（今互助巷2號）設立了半公開的紅軍辦事處。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蘭州紅軍辦事處隨即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成為公開組織。

　　全民族抗戰前，甘肅國民黨政府機構多為封建保守勢力所把持，政治腐敗，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暢，致使思想封閉，經濟、文化、教育都十分落后，吸毒、賭博、封建迷信成風，人民生活非常貧困，工人特別是產業工人人數很少，全省連同小學生在內，共有學生三四千人，黨在甘肅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任務非常艱巨。八辦成立后，認真貫徹洛川會議精神，開展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使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在甘肅的上層很快出現。針對深入發動群眾開展中下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方面力量十分薄弱的情況，黨中央接受八辦的建議，派陜甘寧青四省籍貫的黨員干部或進步分子到甘肅工作，盡快恢復和建立甘肅黨的地方組織。193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甘肅省工作委員會（曾稱為蘭州工委）成立，標志著甘肅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黨組織自1933年遭破壞后正式恢復。此后，甘工委制定發展黨員和建立組織的計劃，相繼成立蘭州支部、蘭州回民支部、榆中縣委、涼州臨時縣委、靖遠縣委、徽縣縣委等黨組織，至1939年6月，全省黨員達到264人，成為甘工委組織發展的鼎盛時期。

　　八辦設立后，以公開的身份地位，利用各種機會開展甘肅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和政策，努力擴大黨的影響。在實際工作中，八辦與國民政府甘肅省主席賀耀祖、新一軍軍長鄧寶珊以及省政府秘書長丁宜中、民政廳長施奎齡、建設廳長李劍華、國民黨駐甘肅特派員李鐵錚和教育界、文化界名流等建立了友好關系，在營救紅西路軍失散人員、與蘇聯援華機構的聯系與溝通、開辟秘密交通線、護送接轉黨的重要干部、輸送進步青年去延安、接轉軍事物資、保持與蘇聯代表處的密切聯系等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

　　甘工委則以隱蔽的方式，在八辦的協助下，通過各種渠道，在工人、城市勞動群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以及回族群眾中，組織建立了甘肅青年抗戰團、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婦女慰勞會等抗日救亡團體；以“創辦刊物、改造輿論”為方針，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報刊，如《西北青年》《婦女旬刊》《戰號》《回聲》《老百姓》等；鼓勵支持和組織文藝演出團體，開展抗日演出活動，提高人民抗日救國和爭取民主的覺悟。這些蓬勃興起的抗日宣傳及愛國文化運動，大大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情，有效鞏固和擴大了八辦公開斗爭取得的成果。

　　一時間，在八辦和甘工委的相互配合下，救亡活動高潮迭起，甘肅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局面和甘肅革命斗爭的發展面貌煥然一新。1937年11月成立的甘肅青年抗戰團，到1938年就達72個分團3000余名團員，在抗日救亡活動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血花劇社、王氏兄妹劇團、西北抗戰劇團、新安旅行團、平津學生演劇團等文藝團體，在甘肅城鄉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線去》《流亡三部曲》《保衛盧溝橋》《烙痕》等劇目和歌曲；全國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茅盾、老舍、張仲實、顧頡剛、蕭軍、王洛賓、吳渤、塞克等先后來到蘭州，加入抗日救亡運動中，蘭州成為除上海之外全國文化抗戰的另一個亮點地區。1938年2月起擔任八辦主任的伍修權曾在回憶中寫道：“這些蓬勃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出版的書刊、文藝演出等宣傳活動，在多年來處于文化荒漠中的西北地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對宣傳我黨主張、擴大我黨影響，確實起了不小作用。”八辦也因此被周恩來總理評價為：“革命的接待站，戰斗的指揮所”。

　　三

　　甘肅作為蘇聯援華物資的交通樞紐，發揮了戰略支點作用。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為建立更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取得國際援助，從西北、東北、西南等地開辟了對外聯系的重要通道。其中途經新疆烏魯木齊、蘭州、西安，包括空運、陸運和通訊的國際交通線，在甘肅境內長達2000公里，整個甘肅的西部地區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發揮了戰略支點作用。

　　空運方面，國民政府在蘭州設立第四路司令部（蘭州空軍司令部），統一指揮和協調西北國際航空線的飛行；設立負責飛機修理的空軍第七總站；設立中國空軍訓練基地；動員大批人力、物力和財力修建和擴大蘭州所轄機場和武威、張掖、酒泉機場。這些措施保障了蘇聯飛行員和他們駕駛的援華戰斗機、轟炸機、運輸機的正常運轉，并在蘇聯幫助下培訓了大批中國空軍人員，為中國抗戰和保衛蘭州等城市作出了重要貢獻。

　　據統計，從1937年10月首批援華空軍志愿隊到達蘭州至1941年蘇德戰爭前后，有蘇聯軍事顧問、專家過往人員3665人，空軍志愿隊員輪流參戰的2000余人，先后組建8個航空兵群，共1235架次飛機飛臨蘭州，其中有200多名飛行員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蘇聯的支援，有力地支撐了太原、武漢、南京、南昌等地的中蘇聯合空戰。也正因為如此，蘭州成為日軍空襲和轟炸的重點，前后共出動670架次飛機對蘭州實施轟炸。全省在空襲和轟炸中造成的直接人員傷亡1426人，損毀房屋24124間，直接財產損失按1947年8月蘭州零售物價指數折算6478928956502元（法幣），造成蘭州、天水、平涼、武威等城市無數市民無家可歸，生活無以為繼，淪為難民。自1937年11月5日至1941年10月4日，中國空軍和蘇聯援華空軍志愿隊及地面高射炮兵部隊密切配合，在蘭州上空共擊落日軍飛機40余架，對日軍給予了有力打擊，保證了國際交通線的暢通。

　　陸運方面，有一條交通大動脈在運輸援華物資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它的起點為蘇聯拉雷—奧杰克，交接點為中國蘭州，中間以蘇聯阿拉木圖為中轉站，從霍爾果斯口岸入境，經新疆烏蘇、迪化（烏魯木齊）、哈密、星星峽進甘肅到蘭州，再轉運至陜西西安等其他各地，主要運送援華的飛機、大炮、槍支、彈藥、醫藥器械，返回時拉運中國抵償物資。1942年4月，日軍封鎖西南滇緬公路，英國政府的援華物資不得已改道經蘇聯中亞地區后再經西部運輸線運往各地；美國政府援華物資改道印度中轉，然后運到新疆葉城再經甘（肅）新（疆）公路運往各地，甘新公路成為名副其實的交通樞紐。事實上，甘新公路一開始并沒有。東南沿海陸續淪陷與國際國內交通中斷后，從西北構建新的國際國內運輸線成為國民政府的緊迫任務。但由于自然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河西走廊基本沒有一條正規的公路。為此，國民政府緊急調運民力、物力、財力，修建甘新公路，1938年5月動工，1939年全線貫通，全長1394公里。

　　通訊方面，1938年，新疆國民政府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協商建立的國際電臺竣工投入使用，建立起了蘇聯的阿拉木圖和蘭州、重慶以及阿拉木圖和延安之間的聯系。另外，設在蘭州的蘇聯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也設有電臺，負責蘇聯同西北國際通道沿線各聯絡點的聯系。八辦成立之初，也常常會借用蘇聯代表處電臺和延安進行聯系。

　　四

　　甘肅人民參軍參戰、節衣縮食、筑路承運支援前線，為全民族抗戰做出巨大貢獻。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甘肅承受的戰爭負擔較為沉重，除直接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之外，間接財產損失十分巨大。8年間，甘肅的間接財產損失包括防空、遷移、救濟撫恤、國防動員、人力輸力損失、副秣補給、戰爭債券等，按1947年8月蘭州零售物價指數折算合計達2964280636281元（法幣）。盡管如此，甘肅人民還是竭盡全力，支援前線。

　　踴躍參軍參戰，奔赴抗日前線。全民族抗戰開始后，甘肅一批批熱血男兒或投身八路軍在敵后抗戰，或在國民政府組織下從軍入伍同日寇正面抵抗。據《甘肅省民政志》記載，在1937年，甘肅省每個月的從軍人數為5000人，1938年以后則為每月2000人；抗戰時期，僅參加八路軍作戰部隊的有6722人，犧牲在抗戰前線的有303人；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1月10日，國民黨甘肅省政府送蘭州忠烈祠的甘肅籍陣亡將士姓名牌有4382名。鄧寶珊將軍曾說：“八年抗戰中‘有功勞的是全甘肅的數十萬壯丁，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十幾萬三隴健兒’。”

　　節衣縮食募補給養，捐款捐物支援前線。甘肅青年抗戰團等群眾抗日救亡團體在全省發動抗日捐獻活動，1938年8月在涼州（今武威市）舉行河西各縣獻金總動員大會，僅半個月就募得126460元（法幣）；蘭州市僅3個月群眾就捐獻現洋10多萬元；甘肅各界還踴躍認購“救國公債”“建設公債”“同盟勝利公債”等。1942年，甘肅夏河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帶領拉卜楞寺教區的50名上層人士千里迢迢奔赴重慶，向國民黨政府捐獻了價值30架飛機的金銀財寶，每架飛機折價15萬元（法幣）。有“隴東糧倉”之稱的慶陽老區人民，積極向邊區政府交公糧1360萬斤，交公草、馬料319.2萬斤，還組織數以萬計的擔架及運輸人員支援前線。據不完全統計，全民族抗戰八年，甘肅人民在國民黨政府征購和征借名義下獻納的軍糧，每年都有幾十萬石，僅在1943年至1945年3年中，甘肅人民就獻納了11801匹戰馬、2000根電桿。

　　修路架橋承運，付出巨大犧牲。全民族抗戰期間，為維護戰時經濟大動脈的暢通，甘肅人民修通了通向新疆、陜西、四川、寧夏的公路干線，由于機械化水平極低，全靠人力、畜力，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修筑甘新公路時，沿途村民房屋大量被拆除，椽子、檁子用于工程建設，不少人因此喪失家園；工程需要的土方、石料、沙子均攤派給沿途各縣的農民，農民的大車、駱駝、騾馬等都被征用修路，許多民工套上自己的牛車、毛驢車到杳無人煙的星星峽一帶施工。其間，牛死車爛，民工凍、餓、累死在筑路工地上的不在少數。在蘭州，國民政府設立的驛運管理處組建的汽車、人力、畜力等各種運輸隊，在1939年至1945年間，每年都有幾千輛大車和幾萬頭馱畜參加驛運，僅1939年全省從事運輸的馬就有17.6萬匹，騾子14.6萬匹，驢72萬頭，駱駝3.7萬峰。1940年甘肅還組建羊皮筏子水運隊，沿黃河順流而下向寧夏、綏遠等地的抗日部隊運送物資、彈藥，沿嘉陵江向重慶運送汽油。據不完全統計，戰時因修建公路、機場，承擔軍隊給養運輸等支前勞務，征調的民工達1713.8萬人次。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同仇敵愾、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是爭取民族解放、民族復興的偉大戰爭。它以殘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徹底失敗而告終，中國人民取得了近代以來反抗外敵侵略的第一次全面勝利。在空前慘烈的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數以萬計的隴原兒女為反抗日本侵略浴血奮戰；在廣大的抗日后方，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籌款獻糧、募集寒衣支援前線，為抗日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無數將士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反抗侵略的民族氣節和為國捐軀的大無畏精神永垂不朽！

　　（劉正平 孫 瑛，作者單位：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