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了兩個碩士研究生和一個高中生，讓韋子運家成了村子里特殊的那一戶。

　　他家所在的萬壽村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覃塘區山北鄉，是已脫貧的貧困村。直到如今，這個村莊里多半年輕人選擇在初中畢業或者高中就告別校園，大專生算是“高學歷”。相繼踏上打工路10余年后，有人已換過幾份工作，有人結婚生子，也有人做了老板。

　　在很多人看來，讀書不算是“值當的買賣”。比如韋家，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后，3個孩子每年的讀書錢加起來將近2萬元，再算上越來越高的生活費，這個家庭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他家曾是當地的貧困戶，一家6口人里只有一個穩定的勞動力。鄉政府工作人員把他家定為“因學致貧”。

　　萬壽村駐村第一書記方聲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萬壽村的年輕人多外出打工，他們的目的地包括廣東佛山的制造企業，也包括深圳電子企業。剩下的部分人里，有人在當地開店，也有人創業辦廠。

　　方聲有介紹，此前建檔立卡的286戶貧困戶中，“因學致貧”的有十余戶。韋家屬于這10余戶之一。大兒子韋傢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讀研究生，二兒子韋家耀在哈爾濱工程大學讀研，最小的兒子韋家航在覃塘高中讀高三。

　　100余張獎狀密密麻麻地貼在韋家客廳的墻面上，那是3個兒子幾年間陸續帶回的。這些獎狀從半米高的桌邊爬到了3米高的房頂，最高處需要借助梯子才看得清。

　　這是這家人最引以為傲的東西。除此之外，這個家就乏善可陳了。他家房子僅有一層，夾雜在村里成片的二三層樓中。搬進這里20多年，水泥地才鋪上地磚。每逢雨天，屋頂會漏水，偶爾也有老鼠順著屋檐突然竄進來。

　　在少有的閑暇時光里，韋子運喜歡坐在木制躺椅上，搖搖晃晃地望著獎狀發呆。除了親戚朋友，他沒和誰說過獎狀背后的故事，只在話題提及時不自覺地咧開嘴角。

　　兒子們畢業前的漫長時光里，壓力被老兩口自己吞下。60歲的韋子運和52歲的妻子羅玖妹是這個家的頂梁柱，韋子運每日種田、養雞，羅玖妹跑木板廠，頂著太陽將2米高的木材挨個扛上架子晾曬。

　　韋家全部的收入差不多只夠生活支出，已經很多年沒存下錢了。最富裕的時候，他們只攢到兩三千元，“生場病就花光了。”羅玖妹說。

　　4年前，二兒子又考上了大學。那時候，大兒子正讀大三，家里還有上初中的小兒子，兄弟倆上大學的學費來自助學貸款，僅是負擔驟增的生活費，這個家庭就不得不第一次向人開口借錢。

　　教育被視為寒門學子改變命運最重要的機會。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似乎成了一個悖論——因為希望擺脫貧困，來自鄉村的家庭堅持供子女讀書，接踵而至的費用反而令他們陷入困境，“因學致貧”也使農村地區對后代的教育投資日趨冷淡。

　　在羅玖妹看來，身邊在讀書路上被絆住的年輕人，多是自己不想讀了，家長也認為讀到差不多就夠用了。他們夫妻倆的念頭很簡單，不想兒子未來像自己一樣辛苦地打工、種田。

　　“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烙在他們的心里。但凡和讀書相關的，韋子運都很支持。他用并不標準的普通話表示，“只要他們愿意接著讀，我就盡力送他們去。”

　　對于鄉村的孩子而言，他們首先要跨過高考的門檻。因為沒有多余的錢，韋家的兒子們從未上過課外輔導班，老大老二的高考志愿，也是自己琢磨著報的。

　　忙于養家的老兩口，離田地很近，離高校很遠。韋子運知曉廣西每年高考的分數線，這是從別人口中打聽來的。對于兒子就讀的專業，他能清晰地說出名稱，解釋不出大概。

　　但韋子運依然關注兒子們的成績變化，清楚兒子每一次考試的名次，會盯著他們總結成績變動的緣由。怕孩子們“接觸東西多了，分散了讀書的心思”，直到高中畢業，韋子運才給兩個兒子買來第一部手機。

　　家里沒電腦，老兩口的手機是撿兒子后來淘汰的舊款。韋子運不玩社交網絡，但會上網看新聞。除了老家，他只去過廣東、上海和武漢。前兩者和打工有關，后者是他送大兒子去大學報到。

　　那是他唯一一次走進大學校園。為此，他輾轉到云南，坐10余個小時的綠皮火車，抵達后卻只待了一天就匆匆離開。

　　跨過高考的門檻，來自鄉村的孩子要面對的還有城鄉之間基礎教育上的差距。二兒子韋家耀坦言，在大學里，自己習慣扮演旁聽的角色。他不屬于能快速和陌生人熟悉的角色，多數時候，他會等別人先張口，直至講到自己了解的內容時，再自然地加入話題。

　　大兒子韋傢鄭也屬于沉默的一派。他內向，話少，欣賞來自大城市同學身上的自信。他在北京讀研，設想過日后留在北京，但北京的房價令他發憷。他說自己不算“有野心”，也想追求安穩，“但以自己的實力，如果想扎根城市過安穩的生活，實現起來就必須要有野心。”

　　“進北京念書挺好的，留下生活挺難的。”他感嘆。

　　他羨慕別人讀過幼兒園，上過興趣班，習慣逛圖書館，網絡玩得順手。“10年前，至少我讀高中的時候，沒有這些。”這種不平衡在研究生階段的實驗室里得到了緩解，這也是他堅持讀書的理由之一，希望用學歷磨平城鄉的差距。

　　2018年，韋子運家脫貧了。這距離韋家被評為貧困戶過去了3年。韋家享受了低保和其他幫扶政策，走過了最難的階段。不過，仍有壓力需要這些年輕人自己肩負。韋家已經習慣了能省就省。3年間，韋家耀沒買過一件新衣服。大學時期，他和大哥都在學校勤工儉學，打掃過實驗室，幫圖書館整理過圖書。

　　韋家耀還另外做過兩份兼職。他發過幾天傳單，之后在一家婚慶公司負責布場。一年多的時間里，他習慣了周末早出晚歸，最晚回程時已經22點，過了晚班公交的運行時間，就騎半個多小時的共享單車回學校。學校的大門落鎖，他只好爬進來，回到寢室，同學早躺下了。

　　高中畢業后，韋傢鄭跟親戚一起干過暑假工，在廣東一家工廠做燈罩，一個月拿回2000元。研究生錄取后，等待開學的4個月時間里，他再次上了流水線，到廣東的工廠給電扇上螺絲釘。那份工作累，工頭脾氣暴常呵斥員工，工友聚起來談論的是永遠說不完的家長里短。

　　大學畢業后的一年半里，他做過兩份正式的工作。他學生物專業，最開始被科研院所安排到四川的養殖基地，人要待在船上，一天喂兩遍魚，做記錄。后來，他換了份“更用得上專業”的工作，在廣州一家公司負責細胞培養，經常加班，沒時間復習考研。

　　他的工資徘徊在4000元上下，花10個月還清了2.5萬元的助學貸款。

　　韋子運對兒子讀書這件事的堅持，某種程度上來源于自己的經歷。他接觸過讀書最多的一位，是他的初中同學。那位同學一路考上高中、大學，之后被分配進高校工作，做到教授，女兒去過國外留學。每年，那位同學回老家時，他們都會一起聚會，韋子運發現對方總有講不完的話題。

　　韋子運初中班里四五十人，一半的人考上了高中，有人當了教師，有人做了公務員，在市、縣的政府部門。最普通的職業一個月工資差不多也有5000元——是他打工的兩倍。和他一樣沒考上高中的人都在四處打工，跑去當司機，奔波在木板廠，有人還背著欠款，“都混得差不多”。

　　從大兒子結束義務教育到開始讀研，中間也已過去10多年時間。在村里，筆直寬闊的水泥路直接通向田里，垃圾從隨便丟變得注重分類，樓房取代了泥房。謀生的手段多了，種田的人少了。

　　相比于父輩的時代，擺在韋家兒子們面前的，還有高校畢業生人數的持續增長。教育部前不久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博士畢業已達62578人，碩士577088人，本科3947157人。

　　羅玖妹記得清楚，大兒子曾和她提過自己的壓力——到了外面，成績好的人太多，有時自己很努力也趕不上。“現在，大學畢業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

　　兒子們的命運是否已因讀書而改變？老兩口給出的答案是“應該吧”，他們說不出家里的變化，也無法給出確定的回答，“要到（他們）畢業再說”。

　　韋傢鄭回答得直白，“就目前來說肯定沒有”。“我還是學生，沒工作，要花錢，沒法改變家里的整體環境。”但他很篤定，讀書給自己最大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自己為人處事的態度，跳出了“按部就班”的思維模式，他有自己對婚姻的態度，對未來的規劃。

　　韋家耀也認為，自己已從一種相對單線的人生里解放出來。填報高考志愿時，有老師建議他學英語，家人希望他從醫，都是“看上去穩定、賺錢的職業”。但他結合自己的興趣和前景分析，選了水利工程。

　　讀研的想法是兒子們自己提的。3個兒子還想接著讀下去。碩士畢業后，他們還想接著讀博，有條件的話，也想讀到博士后。

　　韋子運已經60歲了。近來的這些年，他幾乎每年都會住上幾天院。老兩口最擔心的，是不知道自己作為這個家的頂梁柱還能撐多久。

　　韋家一共三間屋子，韋子運和妻子一間，大兒子一間，老二老三擠在一間。 搬進這間房子里將近20年后，他們才在水泥地的表面鋪上了地磚，把開裂的墻面修好，刷成白色。

　　建樓的想法被擱了又擱。沒人能預估出到底何時才會動工。“至少要供他們讀完書吧”，韋子運鄭重地說。

　　前些日子，去廣東打工的年輕親戚到家里串門，和羅玖妹嘮家常時提了句，現在做工的機器上印著大串英文，中學畢業的自己越來越看不懂，有時連開關也不知道怎么用。話題最終落到了“讀書是好的，堅持學習是對的”。

　　這讓他們有了些底氣。這個月，韋子運又收到了兒子們拿回的5張獎狀，他把它們攤平整，一一貼上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