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香港、臺灣電影浪潮在國際電影舞臺的涌起，“華語電影”概念被國際電影學術界提出并躋身國際電影研究的主流話語。進入21世紀，伴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電影的批量出現，“華語電影”的內涵又得到拓展，它不僅概括了漢語言形態的電影生產，也覆蓋了其他多民族語言的電影實踐。中國是多民族大家庭，“華語電影”應被視為一個不局限于漢語普通話，而包容多民族語言和多形態方言的“華語語系”電影。

　　其中，以萬瑪才旦為代表的一批藏族導演拍攝的藏語電影，是華語電影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這批被學界稱為中國藏族題材“新浪潮”的電影，一方面通過大銀幕獲得了越來越多與觀眾見面的機會，確證著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通過電影節走向國際，向世界展現文化多元、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

　　萬瑪才旦的最新作品《氣球》是他2005年推出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后的第7部長片。平均每兩年有一部作品推出，無論在文藝片導演還是商業片導演里，都算得上高產，更難能可貴的是，萬瑪才旦的7部作品品質均“在線”，無一不入圍各大國際、國內電影節。這部新片《氣球》應邀去過90多個電影節，獲得30余個國際獎項，包括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獲得芝加哥電影節最佳編劇獎、海南島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員大獎等。與萬瑪才旦前一部登陸商業院線的影片《撞死一只羊》中明顯的西部片加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相比，《氣球》的故事更加樸實、生活、接地氣。這是一個藏區牧民家庭忙碌著給羊配種的季節，爺爺去世、妻子意外懷上第4胎，從而面臨生育上的取舍難題的故事。影片之所以叫《氣球》，一方面是家里頑皮的孩子將父母的避孕套當成氣球玩耍——導致了母親的意外懷孕，另一方面是影片結尾，父親踐行承諾從縣城回來時買了兩個碩大的紅氣球給孩子，卻轉瞬一個破碎、一個飛走。

　　《氣球》里這一白一紅兩種“氣球”的意象，完美地寓言了影片里一連串的二元對立關系。一組關系是世俗與宗教：一邊是世俗的現實的生活——一家人要忙碌著牧羊、配種、賣羊，給孩子上學，供全家生活，妻子卓嘎因為家里孩子多考慮不要孩子，以減輕家庭負擔；另一邊是超越現實的追求——奶奶的忌日，爺爺會帶著被認為是奶奶轉世的大孫子去廟里上香誦經，祈禱保佑；父親達杰深信上師的預言，認為妻子意外懷上的孩子正是突然去世的爺爺轉世回家；還有那個神秘的姨媽，因為愛情的打擊而出家為尼。第二組關系是現代與傳統：影片中父親出場是騎著摩托車，爺爺與他討論了一番牧區摩托車對馬匹的替代，而兩個孩子則拿著兩個吹大的避孕套“氣球”在玩耍，后以此換取鄰家小孩的哨子，引發鄰家父親的聲討。在這個基本生活形態還保持傳統模樣的社會里，同時已配備了現代的衛生所、有男女醫生和避孕、節育等現代醫學理念、有上中學的孩子和堅持讓孩子讀書的父母，所以，《氣球》現實主義地呈現了現代文明在牧區的有效普及，既不渲染貧窮落后，也不拔高現代化，而是令人信服地呈現了當下那里兩種文明的混雜性。第三組關系更有意思，是偏遠的內陸與世界的關聯。這一關聯不僅體現在牧區上空飛過的飛機，更有意安排了一家人吃飯時，電視上播放國外試管嬰兒實驗的新聞。雖然爺爺覺得不能接受而要求關掉電視，但偏遠牧區在信息共享上與國際同步的事實卻由此“一葉知秋”。影片里，圣潔的白氣球和熱烈的紅氣球不僅在視覺上構成對比，在情緒和文化上也把兩極并置在這片土地上。

　　萬瑪才旦的藏語電影不僅向世界傳達了一個多元中國的存在，更為華語電影開拓了新的表達空間。國產電影在表現彼岸世界時一直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但是彼岸世界無論是作為幻想、對比，還是一種寄托，都是表現此岸世界生活和人性的重要依托。新中國電影開蒙之初，就建樹起了對少數民族文化、風俗和宗教的尊重的傳統。萬瑪才旦從他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開始，就自然而然地把鏡頭對準了宗教文化浸潤下的中國藏族人如何面對現代文明，如何保留傳統和向現代轉型。其中，藏傳佛教中輪回轉世思想對藏民生活的影響、藏民對本土自然神的崇拜等，并沒有成為導演刻意繞開的話題，于是如同電影《氣球》所實踐的，夢境般的超現實段落、此岸與彼岸世界的神秘聯系等，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在影片中，從藝術和文化多個角度豐富著中國電影的表達，給華語電影帶來意外的驚喜。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