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演員鄭爽被網絡實名舉報，涉嫌通過“陰陽合同”偷漏稅，領取天價片酬。這一新聞再次引發輿論熱議，社交媒體被“1.6億元片酬”“日均薪酬208萬元”刷屏。

　　天價片酬，嚴重擠占了影視制作成本，對影視行業健康發展傷害極大，對社會公平正義損害極重。這些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近年來，為控制影視制作成本，將演員片酬在制作成本中的比例調至合理范圍，有關部門和相關行業組織進行了不少努力。2018年，中宣部等聯合印發《通知》，要求加強對影視行業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等問題的治理。同年，三家視頻網站及六大影視制作公司發布聯合聲明，共同抵制演員天價片酬，設定最高片酬限額制度。2020年，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印發通知，對演員片酬作出明確規定。今年1月，中國文聯出臺自律公約，要求文藝工作者堅決抵制偷稅漏稅、簽署“陰陽合同”、索取天價片酬等行為。以上僅是最近幾年的舉措。把眼光再放遠一點，就會發現，天價片酬問題幾乎是與中國影視市場化進程相伴生的一種現象。

　　1995年第七期《當代電視》邀請了影視界知名人士米家山、陳道明、申軍誼、孫道臨、吳貽弓等共談演員片酬。當時中國電影剛走向市場沒幾年，演員片酬占比過高導致的問題，就較為嚴重了。以至于1997年12月有媒體刊發《CCTV“封殺”高價大腕？》的文章。比題目更引人深思的，是文章的第一句話：“1997年娛樂界讓人最觸目驚心的便是影視片的制作費和大腕明星的片酬。”原來天價片酬，已經至少被人們說道了20年。

　　1997年，為了遏制明星們的過高片酬，中央電視臺組織15家電視臺及有關電視劇制作中心的制片人，組成“CCTV特約制片人聯誼會”，對部分演員索要高片酬予以抵制，以保證至少有50%的經費用于電視劇拍攝制作。即使是當紅演員，每集片酬也不得超過1萬元，并且申明，如果有演員要求突破上限，所有會員將一致予以“封殺”。不知道這是不是中國影視史上第一次對演員限制薪酬的舉措。但很顯然，這不是最后一次，而且收效似乎寥寥。1998年第二期《鄉音》刊發的《“封殺”片酬能否成行？》一文，提到演員片酬占制片總投資的比例，1979年占15%，1989年占30%，1998年占60%。那時演員片酬較高，占到總投資的一半以上，甚至絕大部分，造成明星“緊吃”，制作費用“吃緊”的狀況，是很不正常的。

　　天價片酬的問題存在了很久，但是為什么至今依然存在。一方面，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以大型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資本，最近這些年紛紛涌入影視制作行業，帶來大量資金。另一方面，文藝界本身也存在浮躁的行業氛圍，比闊氣、講排場、拼明星的不良風氣在小圈子內盛行。編劇陳彤說，以前制片人都會問編劇，你想寫什么戲？現在，他會直接告訴你，你要寫一個什么樣的劇，才會有流量明星來演。

　　流量明星，逐漸成了影視圈內部分從業者心照不宣的通行證。編劇汪海林舉了一個例子。有的平臺事先定了一個流量明星的名單，讓制作公司在里面選，只有在名單上的演員出演，平臺才買。經紀公司知道自家演員在名單上，自然坐地起價。有人生動地打了個比方，如報價5億元購片，制作公司拿出3億元請指定的男女演員，一人1.5億元，剩下的成本5000萬元。總成本3.5億，除去稅等，制片方可以賺近1億元。真正用來拍戲的錢，包括制作費、編導和所有工作人員的費用，可能只有這5000萬元。

　　財大氣粗的平臺和制片方選角只看“數據”，而數據則是可以偽造的。流量明星和團隊必須掌握水軍，通過控評、刷數據、“撕番位”來保障流量明星能夠持續獲得天價片酬。數據成了衡量一個演員是否有“流量”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演員有沒有藝德、演技如何，都是不重要的。甚至，演員有“黑點”也是可以容忍的。鄭爽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黑紅”也是紅，雷言雷語說得越多，話題熱搜上得越勤。丑聞劣跡甚至成為某些演員挾以自重的資本。部分流量明星和平臺的這種做法，嚴重偏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最近幾年，通過各部門共同努力，天價片酬現象已經得到大力糾正。“小成本、大情懷、正能量”的原則，正在影視創作中流行開來。如今，相較于天價片酬明星生產的平庸甚至低劣之作，越來越多觀眾更愿意為好故事、好作品買單。當然，要想真正遏制住天價片酬以及浮躁的行業風氣，形成真正風清氣正的影視創作氛圍，還需要整個行業、社會的共同努力。只有將唯片酬論、唯流量論、唯票房論轉變成唯作品論，才能創作出更多經得起考驗的經典之作。

　　（作者：郭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