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民共同編織的近千條五顏六色、不同圖案、各種形狀、不同針法的圍巾，織連成一件四百多平方米的巨型“披肩”，日前已經圍繞在天美藝術街區那座最明顯的三角建筑上。在這寒冷的冬季里，這件帶著近千名編織者熱情的“披肩”，仿佛給這座城市建筑帶來了溫暖，讓冰冷的建筑有了溫度和表情，成為津城一道獨特的共創文化藝術風景。
市民參與者“還想接著織”
就在不久前，天美藝術街區向市民開啟了一項“共織計劃”，邀請市民前來現場，在藝術家的指導下，用毛線、棉麻、絲絨等這些蘊含天津百年紡織榮光的纖維，來編織一件獨一無二的“溫暖外衣”。以一條圍巾為單元，鼓勵市民將個人對天津的記憶和新年的祝福一同織進圍巾。
面對復雜的編織技藝，組織方與藝術家預先對復雜編織技藝做了一定的“減法”與“標準化”。例如，剔除了復雜針法，僅留平針、上下針等5種基礎技法。此過程正是對傳統技藝的“現代性封裝”，保留核心情感（手作溫度），用模塊化、可視化手段讓非專業者短時間上手，既保整體協調，又讓“老手藝”以新面貌走進當代生活。
在此次“共織”活動中，參與者涵蓋了老中青三代，還有很多年幼的小朋友。年輕人占據現場參與者的六成，成為主力軍。參與者中既有新手，也有很多曾經的“巧手”在這里重拾技藝。另外，現場參與者中也不乏男士。大家紛紛表示，希望主辦方再次開展這個活動，雖然也可以把編織工具和毛線拿回家，織好圍巾后再寄過來，但很多人還是更喜歡來現場編織，安靜地坐在這里，跟大家一起織。
如今參與編織活動，與過去女性從事女紅的動機有本質不同，所以也會令人感受到無比的快樂。趙女士表示，“我來參與‘共織’活動主要就是圖個‘熱鬧又有意義’！平時忙得團團轉，來這兒能放下手機，跟街坊鄰居一塊兒織毛線，手指動起來心里特踏實，還解壓；大家邊織邊聊天，聊著誰家孩子高考、哪兒又新開了早點鋪，這可比在家刷短視頻強多了，社交需求也滿足了。最主要是覺得‘給建筑織圍巾’這事兒挺新鮮，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給城市添光彩，公共價值這塊兒特有成就感。跟老輩人做女紅不一樣，那會兒是‘必須做的活兒’，織毛衣、納鞋底為了家里用，現在咱是‘想做才做’，圖個和大家伙兒一起干件漂亮事兒，目的是開心，動機從‘責任’變成‘樂意’了。”
這次編織活動不但喚起了很多人腦海中美好的記憶，也帶來新的認知。“我媽總念叨過去在勸業場看呢絨柜臺，柜臺里毛線軟乎乎的，她想買團‘抵羊牌’毛線給家里人織件厚毛衣，就省吃儉用攢錢。在這次‘共織’活動中，我聽旁邊大爺講述他當年在棉紡廠看機器‘嗡嗡’轉的事兒，突然就想起我媽說的那些片段，仿佛看到老天津的影子。這次我也改變了自己的認知，原來老輩人的女紅不是‘老古董’，咱現在用新花樣織，照樣能讓它‘活’過來，而且不是一個人悶頭織，是一群人熱熱鬧鬧織，這感覺比自己在家織圍巾帶勁兒多了！”年輕的楊女士說。
活動結束后，編織對很多人而言，并非是一項“一次性”的藝術體驗。對此，王女士深有感觸，“肯定還想接著織！這次織完后手‘癢癢’，回家翻出舊毛線想給孫子織個小帽子，發現也沒那么難。但宣傳女紅光靠這種大活動不夠，還得有‘后勁兒’。比如街區能否開個‘編織小工坊’，每周固定時間有老師教點新針法，材料別太貴，大家能湊錢買；再弄個‘材料共享角’，誰家有舊毛線、剩布料拿來換著用；最好還能和設計師搭個橋，教咱把織的東西做成杯墊、小掛件，別光掛著看，能用上才愿意一直織。這樣女紅才能真‘落戶’到咱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一次性新鮮’了。”
女紅突破小圈層進入公共場域
此次共織計劃以“一條圍巾”為基本單元，發布“一人一條溫暖牌圍巾”的編織任務，參與者制作的圍巾尺寸、形狀、工藝不受限制，色彩以暖色系（紅、黃、橙）作為主色調。
夏昕作為此次“共織”活動的指導藝術家，在活動策劃和執行中，將傳統編織技藝轉化為適合大眾參與的公共藝術語言，“我們將抽象的藝術共創以任務發布的形式具體化地表達給大眾，告訴大家我們打算做怎樣一件事情，具體需要如何參與。”
藝術家在此次公共藝術活動中，承擔創意引導者與協作組織者的角色，既負責整體藝術風格的把控與基礎創作框架的搭建，也通過低門檻的工作坊、現場教學等形式，邀請城市各社區的公眾共同參與纖維包裹的創作過程。公眾可根據自身創意，將個人的審美表達、生活記憶融入作品之中，最終形成“藝術家主導+公眾共創”的集體創作。
夏昕在活動設計中融入了現代審美和地方元素，“我們需要針對不同的地方文化屬性進行在地性的活動設計，具有在地特色才能避免作品的趨同化。此次活動的藝術靈感來源于天津特色的紅磚建筑，五大道的海棠花開之時，藤蔓和海棠將整個建筑環繞包裹。邀請市民的共同參與，是因為天津自帶的‘紡織DNA’，深度呼應悠久的紡織歷史底蘊。包括天津本地‘盤頭大姨’們的參與，是非常具有在地特色的。”
傳統女紅常被視為私密的、家庭的、功能性的技藝，本次活動打破了人們的固有印象，將傳統女紅“公共化”“藝術化”。活動為女紅摘掉“私密家庭”標簽，先去性別化敘事，強調編織是人類共同手藝遺產；再以“為建筑織圍巾”突破尺度，從服飾到城市級空間，讓微觀技藝有了紀念碑性；最后轉功能，圍巾不再是保暖物，而是承載集體情感的“街區皮膚”。這一創意讓傳統女紅從“媽媽的活計”變成“城市建筑的披肩”，在宏大受體中找到新生命，也讓參與者從“制作者”升維為“城市共建者”。
在此次活動的現場指導過程中，夏昕觀察到參與者對編織的態度也在不斷變化中，“我們的‘共織’活動分三個階段，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持續進行。隨著時間的變化，參與者的態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從開始的好奇、新鮮、疑問，到沉浸式地參與，到開始詢問接下來的活動安排，直到活動即將結束時的不舍，我們可以真實感受到大家對于編織、手工藝的情感在不斷變化著。”
現場的很多參與者都給夏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個小男孩，在我們第一次舉辦線下活動的時候，他是沒有接觸過鉤針編織的，他媽媽手把手教他。男孩從一開始的動作模仿，到逐漸掌握編織技巧，他和媽媽坐在那里織了一個下午，第二天也來織了一個下午。第二次、第三次線下活動的時候，他們又來了，就坐在角落里沉浸式地編織。還有奶奶帶著孫子、孫女過來的，也是手把手教小朋友怎么編織，這不僅僅是將編織這項技能傳授給小朋友，也是通過指間，將溫暖的情感傳遞給了下一輩。”
夏昕的專業研究方向包括“傳統織繡工藝與創新設計研究” “傳統文化與非遺技藝活化研究”“民藝與社會創新研究”，對于女紅這一傳統性手工技藝應如何找到現代落腳點，夏昕談了自己的觀點：“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喜歡編織，這種‘家庭’手工藝正在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進入公共領域，挑戰著人們的刻板印象。如果說圍繞家庭的編織是傳統的，這門手工藝正在突破小眾圈層，進入到城市公共場域，成為一種更具感染力的文化符號。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對于情感的聯結、人文關懷的訴求日益強烈，在眾多藝術表現形式中，纖維藝術因其材料天然具有的柔軟觸感、可參與性強以及可持續利用等特性，為公眾帶來溫暖的情感體驗。這種創作形式為都市人營造有‘故事感’的空間，它與人們對溫度和情感的渴望是相契合的。”
編織成為激活城市記憶的媒介
“這不僅是一次藝術創作，更是一場關于公共性、共創力與在地記憶的城市對話。”天美藝術街區工作人員吳越說。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天美藝術街區選擇編織這項傳統女紅技藝作為公共藝術載體呢？
“天津曾是‘北方紡織業中心’，這座城市有著紡織文化基因，三條石工業帶的集體記憶、老字號品牌‘抵羊’毛線的名揚海內外，都為此次‘共織’活動創意提供了情感依托和文化底蘊。此外，編織還具備協作屬性，非常適合陌生人共同完成大型創作，契合公共藝術的參與本質。編織以經緯交織的隱喻，象征多元群體與城市肌理的聯結，柔軟纖維與堅硬建筑的碰撞，暗含城市更新中的剛柔并濟。”吳越說。
而此次活動的初衷，也是用手作的溫度對抗電子產品帶來的疏離，讓市民在共同編織中重建人與天美藝術街區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讓“編織”成為激活城市記憶的媒介。
天美藝術街區的“共織計劃”一經公布，報名人數遠遠超出了預期。在“共織計劃”第一階段，現場就突破了500人。許多年輕父母帶著孩子來復刻童年“媽媽牌毛衣”的針法，這種對手工編制的代際傳承成為活動的意外之喜。
活動現場為編織者提供毛線、編織工具和教學指導，即便是零基礎的“編織小白”，在10分鐘內也能通過現場教學上手編織。參與者在織片上標注姓名，形成“可穿戴的城市記憶”。更關鍵的是“在地情懷”被喚醒，老廠房的線材、海河波紋紋樣等設計，讓編織從技藝升華為情感共鳴。
“在組織活動過程中，為了平衡藝術性、普及性與公共參與性，我們采用分層策略：專業層邀請纖維藝術家設計主視覺紋樣，把控色彩與結構；大眾層開發‘模塊化織片庫’，提供多種基礎單元（如波浪紋、齒輪紋）供自由組合；兒童層設簡易手鉤來降低難度。這樣，既保整體藝術調性，又讓非專業者能充分表達個性。我們很高興創造了這樣一個場域，通過手工編織的方式，把不同年齡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傳遞屬于手工藝的溫暖。”吳越說。
將近千人共同編織的成果懸掛于建筑物上，成為“建筑披肩”，這一設計有何象征意義？
吳越認為，“建筑披肩”的設計在物理、精神與時間等不同維度皆有深意：物理上用柔性纖維包裹剛性建筑，隱喻城市更新的“溫柔變革”；精神上以圍巾和披肩的保暖屬性，象征藝術為城市注入人文關懷；時間上借臨時性裝置暗示城市更新需兼顧歷史保護與當代創新，如同圍巾披肩應隨季節更替而變換，讓老建筑在新語境中“呼吸”，也讓市民直觀感受“剛柔并濟”的城市生長力。
“共織”活動對城市文化生態、公眾凝聚力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短期內帶動了天美藝術街區周邊的商業繁榮，在網絡社交媒體的話題曝光破百萬次，吸引了公眾的關注和參與。
“在‘共織計劃’中我們還與育嬰里小學進行合作，校地合作的成果也非常顯著。小朋友們用畫筆描繪的樹衣被實實在在地編織出來，套在樹上。未來天美藝術街區還會持續推出類似跨界項目，打造不同的文化IP，讓共創活動從單次事件變為持續的城市文化實踐。”吳越介紹。
公共藝術喚醒城市文化遺產
在此次“共織”活動中，“天津紡織DNA（基因）”這個詞被多次提到，吳越介紹：“在歷史上，天津是中國北方近代紡織工業的搖籃，19世紀末的洋務運動時期，誕生了天津第一家機器織布廠等多家早期紡織企業，奠定了北方紡織工業的基礎，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紡織業曾占全市GDP的23%；在生活中，海河畔紗廠女工宿舍、勸業場呢絨柜臺都是幾代天津人記憶中的日常圖景；在精神上，紡織所需的耐心與精密，恰似天津人的務實品格。我們希望通過編織來喚醒這種‘看不見的遺產’，讓年輕人親手觸摸祖輩手掌的溫度，明白‘紡織’不只是產業，更是城市血脈里的基因。”
在“共織”活動中，“紅磚老墻”與“柔軟纖維”這兩種不同質感的城市肌理形成對話，策劃團隊的靈感來自建筑史與街區的更新實踐，將建筑改造成文化容器，讓兩種肌理在碰撞中訴說“老建筑的新故事”，讓歷史感與當代感在纖維纏繞中自然交融。
“建筑披肩”作為一種臨時性公共藝術，其臨時性反而是強化的記憶點。“拆除后，我們計劃將織片分解，再分給大家返還到各自的生活中永久保存或使用，拆除過程本身也成為公眾參與的藝術行為。它證明公共藝術的價值不在‘永恒’，而在‘共同創造’的瞬間，讓大家真切感到自己是街區的一部分。”吳越說。
此次活動引入“天津紡織DNA”這一概念，也為古老的編織技藝注入了地方性的“靈魂”。吳越介紹：“我們通過‘共織計劃’，以‘海棠花的編織與海河波浪的紋理’，讓技藝有了‘天津心跳’；讓傳統女紅擺脫‘懷舊工藝品’標簽，與城市工業記憶、集體身份認同進行強關聯，我們讓女紅升級為‘城市身份識別碼’。我們盡可能地將大家的作品，全部拼合上墻，讓參與者都能夠在建筑上得到‘回應’。這也是形成文化認同的關鍵，從而讓‘編織’真正成為天津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