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舉辦的第五屆全民閱讀大會上，人工智能時代紙媒生存發展、培養閱讀文學著作習慣成為很多人關切的議題。近兩年，人工智能加速介入人類社會，文學藝術生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短視頻崛起，人們注意力日益碎片化，讀者甚至不能對長時段圖像內容保持耐心，更遑論文字閱讀。文學創作，正在成為數智時代的“手工藝”，專業作家們似乎正成為邊緣化的“手工藝人”。面對困境，有人沮喪，有人堅守，有人選擇擁抱算法，有人則在探索新的可能性路徑。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在“紙媒消亡預示文學趨于死亡”的悲觀論斷，而在于如何在“既成事實”的新智媒介時代，“有效”保護文學的存續。

　　古登堡印刷工業代替手工書寫的時代轉折之際，人類有過“文學衰落”的恐慌。事實證明，只要人類存在，文學必然存在，改變的是物質托舉形態、文學形式與反映內容。網絡傳播介質，在交互、共享、虛擬等特征之上，將視聽藝術與文字藝術融為一體，成為融媒介性質的“泛文學”。然而，文字型文學，依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盡管數智傳播的文字型文學，會受到“多重媒介”影響，例如學者黎楊全認為，網絡文學語言是一種“次生口語性語言”。然而，除去視聽化文學、電子游戲等“泛化型文學”，相當數量的文學形態，依然要借助文字表達，特別是專業文學創作。

　　語言文字這種間接性表達方式，無論寫在紙上，還是投射于電腦屏幕或手機移動端，都有著短視頻與AI智能不具備的人類肉身的間隔性審美、現實反思性與歷史深度。正如巴西媒介理論學者弗魯塞爾所說：“所有書寫都是正確的，它是一種排列并排序文字符號的姿態，而文字符號，間接或直接地是思想符號。因此，書寫是一種指向并排列思想的姿態，任何書寫的人都必須有所反思，而文字符號就是正確思維的引號。”

　　當下文字型文學的處境，愈發艱難。就文學產能效果而言，紙媒出版效能大大下降，既受到網絡移動閱讀沖擊，也受到短視頻等非文字型娛樂的沖擊，紙媒文學的“可見性”令人憂心。紙媒期刊訂閱萎縮，需要政府扶持與新媒介參與，才能勉強維持。2025年度，有網紅博主與多家期刊合作，既彰顯紙媒期刊突破媒介束縛的探索，也顯示數智媒介環境下，紙媒期刊的尷尬處境。紙媒出版也不斷遇冷。據北京開卷與中金易云數據，2025年僅上半年全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就同比下降9.64%，文學類圖書跌幅尤為突出，其中童書板塊受沖擊最大。

　　AI技術的拓展，使得豆包、千問等人工智能工具的文字生產能力大大強化，在文學產能的成本比重中，“作者的重要性”不斷下降；就文學傳播形式而言，網絡文學平臺流行的“千字三分，五五分成”標準，是根據打賞與訂閱入賬，適合“超級長度”文本，新興免費閱讀更傾向流量與廣告收入。服務于短劇生產的“短網文”則可視為壓縮版“網文”，要不斷“高潮”，將完整故事壓縮為極致情緒反轉與挑動。媒介、市場不斷透支文學想象力和情緒價值，“文字”本身的重要性卻不斷降低，不僅脫離審美價值的負載，“心靈慣習”的培養，而且有著不斷壓縮與簡化的傾向，服務于運算和計算符碼的思維運作。

　　就文學版權而言，文學盜版紙書借助網絡平臺大幅增長。2022年，作家劉亮程起訴電商平臺的事件，側面反映了此類侵權的嚴重性。侵蝕出版社利潤空間的背后，是廣大作家特別是依賴紙質出版的專業作家回報率下降、原創動力缺失的問題。同樣，跨媒介領域中，版權侵占的侵權行為也非常多。很多“聽覺傳播”網絡媒介，未經作者和出版社授權，盜用圖書做“聽播”的例子非常多，特別是篇幅短小的“中短篇小說”，這種“盜取”更是觸目驚心。同時，網絡文學的復制衍生性，導致“文本盜獵”現象，不斷游走在法律邊緣地帶，腐蝕文學版權邊界。新媒介對文字型文學創作的侵權過程中，作者與出版社缺乏強大法務隊伍支撐，無法維護其漫長的維權時間成本。長此以往，作者回報愈低，原創成本與收益愈發不成比例，作者與作品地位不斷下降。

　　長時間段來看，文字型文學的保存與發展，首先要面對“紙媒衰落”的現實。媒介物質形態，從來都是文學轉型關鍵條件之一。在英國批評家瓦特看來，十九世紀開始，印刷工業文本物質生產能力與市場經濟流通率的提高，使得紙質書成本降低，文學生產與傳播變得便利，加之識字率增加，圖書館與廉價書店興起，學徒、女傭、手工藝人等大眾的文學閱讀成為可能。數智時代，網絡媒介傳播在成本、傳播力、信息量等方面，是“碾壓紙媒”的存在。新時代大眾文藝在文學生產和傳播中，更應考慮如何保存并傳承紙媒負載的優秀文化基因與審美范式，進而在新媒介環境中予以“融合創新”。

　　面對困境，很多作家與出版人感嘆作家能力的退化，大眾的膚淺，創作圈子化，抄襲與同質化流行等問題，甚至發出“文學已死”的預言。當然，這種狀況與當下文學原創力不足、優秀作品稀缺息息有關，但外部沖擊不容忽視。文學也試圖利用移動閱讀的微信、微博、小紅書、B站、抖音等新媒介傳播，但總體而言，收效并不大。其實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除了創作者素質之外，不能忽略數智時代文字型文學發展的關鍵問題，即“流量可見性”與“算法治理”。

　　法國學者布迪厄認為，文學場域存在專業文學有限生產場與通俗文學大生產場的對峙，然而，在數智媒介環境下，不論是網絡文學還是嚴肅文學，同時受到短視頻、AI生成等新媒介技術的挑戰。要在多媒介環境中保存文字型文學，保存紙媒藝術，必須增強其在數智流通中的溢價能力。這就需要強化灰色地帶監控，維護文學收益權。同時，增強文學曝光率、推薦度與影響力。

　　具體而言，一方面打擊利用網絡的文學盜版行為。當“文學盜版”與“文學侵權”成本遠大于收益，文學原創性才能得到保護，作家積極性也能予以維護。另一方面加速“文字型文學”融入數智時代進程。這里既包含目前還依托紙媒的專業文學，也包含以通俗為主的“網絡文學”。增強文字型文學的“流量可見性”，比如，拓展網絡平臺的公益性內容，加大文字型文學宣傳推廣，使之參與到網絡閱讀與交互氛圍中。總之，只要切實找到問題癥結，就能實現文學在數智時代的有效轉型發展。

　　（作者：房偉，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