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歷史，可以有王朝史、政治史、經濟史等不同的視野。如果按疾病劃分歷史，我認為有三個時代：傳染病時代、慢性病時代、退化性疾病時代。

　　1949年時，我國仍然處在傳染病時代，常見傳染病很多，包括天花、傷寒、白喉、猩紅熱、麻疹、百日咳、肺結核等。后來，有了疫苗、特效藥，人們也知道了如何防護。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進入慢性疾病時代，癌癥、心腦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內分泌疾病等慢性病成為健康最大殺手。現在，有的發達國家已進入退化性疾病時代。在退化性疾病時代，個人身體好像比較好，大腦卻萎縮了，出現阿爾茨海默癥、帕金森綜合征等問題。

　　在與傳染病對抗的過程中，近代中國形成了三大防疫模式。

　　其一，上海模式。鴉片戰爭之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外國人進入通商口岸，首先控制了我國海關。因為西方列強害怕中國人將疾病通過船舶傳到國外，要在海關實行檢疫制度，并禁止中國人進入租界，以此形成一種包圍圈、封鎖圈，相當于排除中國人的隔離帶。

　　其二，北平模式。民國時期北京設衛生警察，直接參加疫情防控，和醫院共同實行疾病監測。當時，居住在城里的人如果去世，要由警察署開具出城埋葬路條，證明死因，才能從朝陽門或阜成門拉出去在外面埋葬。更重要的是，當時在北京出版的報紙有意識地把現代疾病、傳染病的相關信息做成專欄內容，開始向民眾普及衛生教育。

　　其三，定縣模式。定縣現屬河北省保定市，1926年至1937年，它是鄉村建設運動時的一個試驗點，衛生制度建設如火如荼，出現了負責問詢、科普、治病、防疫等工作的赤腳醫生和村內衛生員，他們是離基層人民最近的生命守護者。

　　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愛國衛生運動是非常有力的預防傳染病措施。消滅蚊蠅和清理污水等一系列行動迅速改善了人居環境，在仍然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了1957年的57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由此可見當時以預防為主的衛生醫療模式很有效。

　　面對傳統傳染病，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打預防針。即使它仍然對人構成很大威脅，但得益于歷史經驗和醫療資源，疫苗、檢測、治療方法都已成熟，令人安心不少。新型傳染病則不然。世界衛生組織列出的新型傳染病包括SARS、埃博拉病毒、拉沙熱病毒、尼帕病毒、寨卡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裂谷熱病毒等，新冠肺炎也是一種新型傳染病。目前，全球對新型傳染病的研發能力不足，不能生產新藥和疫苗。對于新型傳染病從哪里來，或它是怎么破壞人類生命等認知問題，也搞得不大清楚。

　　令人警醒的是，新型傳染病的特征之一是容易導致人畜共患病。比如，寨卡病毒來源于蚊子，埃博拉病毒懷疑是源于猴子，MERS來源于單峰駱駝等。新冠肺炎的來源現在并不確定，但是部分科學家還是認為源于野生動物。這十種新型傳染病，目前除了埃博拉有備選疫苗以外，其他還沒有疫苗。新冠肺炎疫苗研究如果在中國率先取得突破，那將是我國對世界的一大貢獻。

　　世界衛生組織對重大疫情設有一個評分制度。只是發生疫情，是“單事件”危機。如果疫情導致衛生系統失效，很多老年人、慢性病人得不到及時診療，就升級為“雙事件”危機。如果因疫情引發大規模經濟蕭條甚至戰亂，就屬于“多事件”危機。新冠肺炎肆虐以來，全國疫情相對較輕的地方無不傾力支援湖北武漢，這些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彰顯著祖國人民之偉大，亦可見我國的制度優勢所在。不過，疫情的確發出了警示，那就是我們應該從疾病預防邁向防疫準備。

　　疾病預防是說三種手段：一是干預，比如勸說吸煙的人不要吸煙。二是檢測，就是通過檢查看人是否得病。三是治療，比如艾滋病患者經過治療，抗體檢測都測不到病毒，傳染給別人的幾率就會大大降低。防疫準備與之不同，它需要一個完備的疾病監測系統以及一整套的隔離感染源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資儲備，包括口罩、防護服、醫學器材、藥品等。另外，防疫準備要能夠控制住社會的恐慌情緒，這就對相關部門的疫情溝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疫情溝通能力基于對疫情的預測性判斷。這次疫情是通過傳染病病例報告發現的，即醫院發現后報告到區衛生局，區衛生局發現情況比較嚴重，報告到市級衛生主管部門，從市報到省，從省報到國家衛生主管部門，再報告到中央。這是一種單源頭、多環節的監測手段。為了更好地進行疫情預測，應該通過呼吁社會化參與，建立多源頭的疾病預警系統。

　　第一種是企業參與。當大型傳染病出現后，大公司必定有幾個憂慮，其一是股票價格問題，其二是在全球的工人和高管的安危問題，所以它們不惜在疫情信息上花力氣、砸重金，這種需求催生了相關預警機構。像加拿大藍點公司這樣的預警機構會集中分析海量疫情報道中的敏感信息，為大公司提供決策預判。如果企業的力量加入疾病預警系統，這些信息就可能與公共衛生機構共享，更好地發揮防疫作用。

　　第二種是研究機構參與。在我國，三甲醫院里門診大夫普遍太忙，幾乎沒有時間寫病例報告。門診病例如果不能迅速上報，有關重大疫情的預警就有可能延遲。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使用疾病預測系統，去掉個人隱私，僅僅記錄病例，用于進行疫情監測。之前，清華大學張林琦老師團隊和平安保險公司共同研發了一個疾病預測智能化系統，一年多前在甘肅省做試點，此次疫情期間，對健康大數據的掌握有力推動了甘肅省的相關防控工作。

　　第三種是公共參與。哈佛大學有一個流感疫情追蹤平臺，靠志愿者自報疑似感冒。這種監測形式的好處是可以將預警時間提前，一般要比病歷報告系統提前兩周。哈佛大學還設計了一款叫Flu Near You的APP軟件，意為“你附近的流感”，在美國各州征集幾千志愿者，由志愿者們把周邊疑似感染流感的家人、朋友、同事上報，根據這些疑似報告畫出疑似流感時空分布圖。Flu Near You還有一系列后臺輔助APP，用于收集抗藥性信息、管理發熱情況、匯總藥物副作用、確認診療滿意度等，通過數據分析，哈佛大學每周公布一次流感報告。這個平臺的意義，在于召喚公眾共同建立健康社會。

　　我們要認識到，疾病的起源、傳播是多源的，感染人群也是多源的。因此，疾病預測不能走“獨木橋”，而是可以通過多源預警，提升政府決策的準確性和及時性，為戰勝傳染病提供更好的社會化支持。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