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葉柳

　　趙新尉，新疆日報社原黨委書記、總編輯，因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言行不能與中央和自治區黨委保持一致，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李某，浙江某地級市政府法制辦原主任，因工作激情減退，履行崗位職責不到位，業務能力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和要求，被調整到其他部門改任非領導職務。

　　常某，青海西寧市某市直部門負責人，因對單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發放福利和獎金，以及單位工作人員出現違紀違規行為嚴重失察，給國有資產造成損失，被行政記過、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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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的進程中，“誰該下”一直是廣大干部群眾關注的焦點。記者梳理一年來干部調整的諸多案例發現，各地著力為“下”的干部精準畫像，堅持從嚴主基調，凸顯時代要求，聚焦現實問題，體現地方特色。“下”的標準正越來越清晰，導向也越來越鮮明。

　　不守規矩者“下”成標配

　　“我不是故意要隱瞞組織的！”浙江浦江縣某鄉黨委原副書記趙靜（化名）沒有想到，只因心存僥幸，沒有嚴格按規定向上級黨組織報告參與商會外出活動的情況，她就被認定為“對組織不誠實”，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并被調整了職位。

　　像趙靜這樣因不守紀律和規矩而被“拿下”的干部已不是個例。

　　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基本行為準則。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必須嚴明黨的紀律，把紀律挺在前面，用鐵的紀律從嚴治黨。記者梳理多地的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實施細則發現，“不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幾乎成了“下”的標準中的標配。不少地方還細化了具體表現，如“參與封建迷信活動”“不服從組織安排，跟組織討價還價”“不如實填報個人檔案資料”“妄議中央，損害黨和國家形象”“投機鉆營、拉幫結派、鬧不團結”等等。這使紀律規矩不再是虛無縹緲的軟尺子，而成了干部“下”的硬杠杠。

　　領導干部牢固樹立和踐行五大發展理念，是新形勢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為此，各地普遍把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納入考核，讓干部“下”的標準打上時代烙印。

　　今年2月，因大氣污染防治不力，河北石家莊市8名縣（市、區）領導、54名相關責任人被問責。對他們來說，這無異于一記警鐘：若是“濤聲依舊”，下次可就“官帽”不保了。根據河北的實施細則，連續兩年未完成PM2.5年度指標，負有領導責任或直接責任的，可被免職或降職。

　　四川按照“一條一案”原則，逐類逐條梳理出有針對性、代表性、典型性案例57個，把“下”的情形標準化。浙江、安徽、山東、青海等地也將脫離實際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或者履行生態建設職責不力等情形納入了“下”的標準。“這些情形的加入，有助于在時代發展大趨勢下，甄別需要‘下’的干部，同時樹立正確的導向。”北京行政學院黨史黨建教研部副主任秦德占說。

　　重點工作干不好，就脫“烏紗帽”

　　今年初，一條新聞在重慶武隆縣引起了震動。由于脫貧攻堅工作推進不力、措施不實，在全縣脫貧攻堅工作推進會上，黃鶯鄉黨委書記邱某被就地免職。“不摘貧困帽，就脫‘烏紗帽’，我們是動了真格的！”談及這次處理，武隆縣委書記何平說。

　　不止脫貧攻堅，許多地方都結合本地實際，將干部推進中心工作、重點工作的實績，作為干部“下”的重要標尺，讓干部能上能下因為緊貼地方發展需要而有了現實依托。

　　“下”的標準細化到什么程度？不少地方都經過了一番考量。青海省委組織部干部一處副處長趙鵬濤介紹，對于是否應將脫貧攻堅等重點工作納入問責情形，在調研過程中，有人認為，制度管長遠，不應寫得太具體；還有人認為，不具體點出來操作性不強，難以落地。

　　“制度雖然要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根本目的還是要管用、管事，便于基層對照執行。”趙鵬濤說，青海目前尚有53.97萬貧困人口，大多數居住在干旱山區和高寒牧區，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要用“下”的壓力倒逼干部扛起脫貧攻堅的責任。

　　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對東三省來說同樣任重而道遠。為此，黑龍江明確提出，對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責任落實不到位，出現服務效能不高、為企業減輕負擔不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不堅決等情況的干部要從嚴問責。

　　立足民族地區特色，寧夏、青海、甘肅等地把執行民族宗教政策及維護穩定情況等作為干部“下”的依據。青海某縣原縣委常委、統戰部長就因對縣內的宗教寺院管理失之于寬、失之于軟，被交流調整了崗位。

　　在省級層面細化的基礎上，基層也進行了大膽探索，讓“下”的標準更利于操作。貴州黔西南州各州直單位結合自身實際制定標準，如國土等有審批權的單位規定吃拿卡要者“下”，醫療、教育等單位將醫德醫風、師德師風作為評判標準。

　　“能上能下的標準只有與各地各部門發展實際相結合，融入中心工作，才能更好地落地。”貴州安順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說。

　　沒有硬傷、履職不力者也要“下”

　　“沒違紀違法，也沒犯什么錯誤，怎么就被‘拿下’了呢？”在浙江紹興市柯橋區馬鞍鎮，某中層副職被免職的消息曾引起了干部群眾的議論。“就是因為他老坐辦公室，沒有經常下到工業開發區建設的現場督促檢查，導致分管的一些工程建設滯后。”該鎮黨委副書記李國剛給出了答案。

　　沒有硬傷、履職不力、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干部也要“下”！類似的案例正傳遞出這一鮮明導向。“違紀違法的‘下’、問責的‘下’，比較好界定，但是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情形，難以量化，一直是‘下’的難點。”浙江省委組織部調研室負責人表示。

　　怎樣讓這類干部“下之有據”？一年多來，各地在《規定》列出的不適宜擔任現職10種情形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具體化，厘清模糊邊界，以便于實際操作。

　　山西將“不能有效履行職責、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務”“能力不足，工作長期打不開局面”等納入不適宜擔任現職情形，截至今年5月底，共調整了139名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其中，94人或因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庸懶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職責，出現較大失誤，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稱職等，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

　　浙江瞄準不敢擔當、履職不力，看攤守業、激情衰退等五類干部，明確了21種具體情形，包括“擔當精神缺乏，不愿動真碰硬”“當‘太平官’，工作安于現狀”“考核測評不稱職得票率超過三分之一，或者連續兩年不稱職得票率超過五分之一”等，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標準。

　　有人擔心，“下”的標準如此嚴格，會不會動輒得咎，挫傷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對此，江蘇、黑龍江、福建等地在堅決推進能下的同時，還正確把握標準界限，堅持“三個區分開來”，保護那些改革創新、銳意進取的干部，為干事創業者免除后顧之憂。

　　有組工干部調研發現，實踐中，因健康原因無法履職也大有“門道”：有的領導干部病得厲害，明明不能干了還硬撐著；有的沒什么病，想方設法找健康原因“下”，拿著工資不干事。對此，四川省委組織部會同省衛計委等部門，研究制定了因健康原因無法正常履職的鑒定標準，將履職程度標準劃分為完全喪失、大部分喪失和部分喪失履職能力3個檔次，明確4類調整條件。山東區分無法正常履行工作職責一年以上的，能夠承擔一定工作任務的，因病需長時間治療、不能正常上班、嚴重影響工作的，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等四種情形，對干部因健康原因調整加以規范。

　　“細化完善能上能下的標準，不僅有利于制度的執行和落地，更能以此倒逼干部扛起履職擔當的責任，激發他們干事創業的動力。”前述浙江省委組織部調研室負責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