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為林火燦、李佐軍、馮俏彬、董希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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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日報編者按：2016年，我國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領域取得了積極成效。怎樣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的關系？在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如何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近日，3位嘉賓來到經濟日報社經濟圓桌演播室，圍繞上述問題展開對話——

　　成果還未完全釋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為什么說二者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李佐軍：在過去一年里，我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成績。但從嚴格意義上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完全是線性關系。長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利于經濟增長，短期內也可能不利于經濟增長。

　　2016年，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同時宏觀經濟也實現了平穩健康運行，二者實現“雙豐收”。從去產能看，部分大宗商品價格明顯上漲，促進了經濟增長。從去庫存看，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從去杠桿看，盡管進展與預期有一定差距，但總體上有利于經濟增長。從降成本看，企業是促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主體，降低成本有利于企業發展。從補短板看，很多地方主要通過加大在薄弱環節的投資力度來補短板，加大投資對經濟增長會產生促進作用。“三去一降一補”從不同層面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過去一年的經濟增長，不完全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其中一部分受貨幣政策、非短板領域的投資拉動等因素影響。

　　馮俏彬：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的關系來看，我們確實不能認為二者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從長遠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有效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但從短期來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也會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例如，在房地產去庫存中，一些城市的房價出現了明顯上漲。這些新情況并非政策預料之內的結果，而是一種意外的結果。

　　董希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應該分不同層面來把握。從長遠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有利于宏觀經濟穩中求進。但也要看到，在去年上半年，“三去一降一補”也給實體經濟發展帶來了陣痛。例如，在去產能進程中，一些產能過剩行業生產經營困難的局面實際上加重了，職工的安置和再就業工作給這些行業企業增加了較大壓力；在去庫存的過程中，金融系統和上下游行業運營的風險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當然，改革過程中的陣痛是階段性的、短期的，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經歷的過程，可以看作是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

　　改革該啃“硬骨頭”了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在這一年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艱巨性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李佐軍：新的一年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艱巨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比較容易做的部分在過去一年里已經先做了，現在留下來的都是比較難啃的“硬骨頭”。

　　第二，原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運用的是行政手段，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且很容易見到短期效果。但是，下一步需要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手段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市場化手段要考慮的問題更多、更復雜，難度也會進一步增加。

　　第三，過去一年多來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靠的是結構調整，對造成產能過剩、庫存過多等制度性問題的改革推動得較少，這些制度性問題恰恰是主要問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

　　馮俏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五大要素，分別是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和制度。這五大要素的背后有著一系列體制機制的深層次問題。比如資本要素方面，面臨著我國金融機構過于偏重規模大、業務全和國有比重大等問題，民營的、專業化、小而靈活的專業機構，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遠遠不夠。這都需要系統性地推進結構改革。在簡政放權方面，前期已取得重大進展，但在推進過程中涉及的全國各級政府之間信息連通、規則一致等核心問題，都需要逐步深化改革。

　　2017年，需要深化到真正的改革層面來推進，抓住要害，在一些重大關鍵領域能夠有切實的改革舉措，這個任務十分艱巨，卻也時不我待。

　　董希淼：當前，存在一個很大的難點，就是要做好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平衡，長痛與短痛之間要有取舍。例如，現在有些人認為，在去杠桿的過程中，可以用互聯網金融手段來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在過去兩三年里，整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非常快，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融資難問題，但也很容易積聚一些金融風險，給國家的金融穩定帶來一些影響。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

　　所以說，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不僅要看到互聯網金融帶來短期的促進作用，更要關注長期的金融穩定，對資產泡沫的形成要保持高度警惕。

　　用市場機制去產能

　　2016年我國去產能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今年可能會擴大去產能行業范圍。結合2016年的經驗來看，當前我國去產能面臨的難點有哪些？

　　李佐軍：過去一年里，我國在去產能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人怎么辦”。下崗失業人員如何安置、如何培訓、如何找到新工作，這些問題關系到社會穩定。

　　二是資金問題，具體表現為債務問題。在去產能過程中，“僵尸企業”出清后，會形成大量的債務。

　　三是資產重組問題。在去產能過程中，資產需要重組為新的有效資產。

　　四是產業接續問題。去產能以后，地方還要發展，如果沒有新的接續產業，不僅會阻礙地方經濟發展，更會給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今年，深化去產能工作需要重點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圍繞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開展去產能工作，如繼續圍繞煤炭、鋼鐵等重點行業去產能，特別是重點加強對行業中“僵尸企業”的處置力度。

　　二是要通過市場化手段推進去產能。依靠行政手段去產能雖然短期有效，立竿見影，但是副作用、后遺癥也比較大。2017年，去產能工作必須更多地依托市場手段去推進。

　　三是要用法治化、標準化的方式推進去產能。這也就是要依法去產能，利用安全標準、質量標準、能耗標準、環保標準去產能。

　　馮俏彬：我國產能過剩現象嚴重，背后雖然有周期性等因素影響，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體制性的產能過剩。從2016年去產能情況看，主要采用了上級部門定指標、下計劃，依靠行政命令方式來推動去產能。這種做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后遺癥特別大，容易出現去產能與市場變化之間步調不一致的問題。這在過去一年中已經暴露了出來。

　　在今年去產能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主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命令的手段。從目前看，需要著重解決兩個方面的體制性問題，一是對地方政府GDP考核機制的問題，二是財政體制的問題。如果這兩個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地方政府背負著沉重的GDP考核壓力和財政壓力，就很難真正具備去產能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因此，必須加快推動政府自身在這兩個機制方面的改革，才能真正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董希淼：盡管去年我國在去產能方面取得了明顯成績，但我們對其中存在的問題要有清醒認識。比如，去年鋼鐵、煤炭價格出現了暴漲行情，這種行情使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出現一定程度的好轉。不過，這種價格的上漲是階段性的，整個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好轉也是暫時的，向好基礎依然薄弱。

　　另外，地方政府在去產能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職工安置、社會穩定，是地方政府要考量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面對穩增長的現實壓力，如果接續產業頂不上去，地方經濟的增長壓力是非常大的，領導干部的考核壓力也會加大。

　　盡管壓力重重，但必須強力推進去產能工作。要充分發揮好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的作用，加強對行業的引導和約束。比如，去年的貨幣政策總體上是穩健的，但在操作過程中適度寬松。今年的貨幣政策是穩健中性，保持流動性的基本穩定，但在操作中會慢慢地收緊，資金價格也在上升，這就能倒逼去產能工作持續推進。

　　充分發揮競爭作用

　　在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應如何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李佐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總的來說，就是要貫徹落實好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要堅持用改革的辦法，用市場化的手段，用通過提高效率的方式，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健康向前推進。

　　具體說來，要從兩個方面作出努力。從政府角度看，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的方針，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也就是說，政府要主要做好五件事：一是宏觀調控，二是市場監管，三是公共服務，四是社會管理，五是環境保護。其他的事情，就交給市場。從市場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要盡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政府要相信企業，相信市場。

　　馮俏彬：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內容。這里面，總的原則就是要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具體來說，從政府方面看，就是要深化簡政放權改革，這是2013年以來本屆政府就一直力圖推動的一件大事。當前，我國政府在管理市場、引導市場方面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簡政放權改革還要繼續深化。另一方面，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府要對市場放心，相信市場能發揮作用。要從一些領域中逐漸退出，回到自己的職責范圍內。這個過程很艱難，但必須要推進。

　　董希淼：就我國而言，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政府方面的因素多一些：一是政府越位，政府不放權，對市場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二是政府缺位，政府該管的事沒管好，該服務的沒服務好。

　　下一步，要堅持三個理念。一是要堅持市場化理念。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更加開放更為成熟的市場體系，為市場主體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

　　二是要堅持法治化理念。完善法制建設，形成更為成熟的制度框架和法律體系，切實維護好市場秩序，明確政府職責邊界，規范好政府和企業行為。

　　三是堅持“小政府”理念。按照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要求，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做到“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該做的事一定要做優”。（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