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被證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聞深入香港細部，觸摸20年間香港各個領域的變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無論大小，均值得記錄。

　　澎湃新聞刊發的“香江廿年”系列報道，今天聚焦從內地出發融入香港的“新香港人”。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 資料圖

　　737.49萬人。

　　2017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發布截至去年年底的人口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比回歸前的1996年多出93萬人，和上世紀80年代初期相比，增幅超過40%。

　　在過去二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香港的人口增量少不了內地人的身影。他們或是中環講著普通話的專業精英；或是來港讀書、畢業后繼續留港打拼的小白領；再或者，是持一張“單程證”（即“前往港澳通行證”），經過苦苦等待與家人團聚的妻兒老小。

　　他們被稱為“新香港人”。

　　2013年10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是建設香港的重要力量》兩篇報道。文章提到，香港700多萬人口中，來自內地的新移民超過40%。他們是“新香港人”，他們奮斗在香港的各行各業，已成為香港建設的中流砥柱。

　　來自中國內地的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也把自己視為一名“新香港人”。回顧來時二十年，他感慨這是一個“不斷撕扯”又“逐步融入”的過程，“見到香港人，要告訴對方怎么理解內地；見到內地人，又要想辦法解釋如何理解香港。”

　　過客

　　朱國斌抵達香港是在1995年6月。他西裝革履走出機場，一團熱氣撲面而來。炎熱、人多、亂中有序，這是對香港的初步印象。

　　此前的上世紀80年代，朱國斌讀于中國人民大學，之后赴法國留學。和許多海外留學生一樣，在法國完成法學博士攻讀，他面臨一個抉擇——回中國內地還是留法國？

　　一位朋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香港城大”）有職位開放，或許可以一試。

　　那正是上世紀90年代初，香港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有人匆匆離開，有人慕名而來。一個叫做艾敬的內地歌手唱著“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讓更多人對這里充滿遐想和向往。

　　朱國斌之前從未到過香港，對它的認知大多來自書籍和電視。他說當時本可以在法國留校任教，但對一個剛剛畢業、滿心想做事的年輕人來說，法蘭西的生活節奏著實有點慢。

　　香港則不同。它早早就有了“亞洲四小龍”的頭銜，被視為東西方連接的交點。它的活力、高效和國際化享譽全球。在朱國斌看來，這座城市，很適合作為事業發展的“增長點”。

　　1990年，香港開始實施一項容許居于海外的內地專業人才來港工作的政策。通過該政策，朱國斌成為香港城大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開啟人生新階段。

　　回歸前的香港，內地移民數量穩步增長。來自《人口研究》期刊（1997年9月出版） 的數據顯示，隨著香港政府將“單程證”配額增加，每年赴港定居的內地居民從上世紀80年代的2.7萬人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3.3萬人。1996年，這個數字上升到6.1萬人。

　　剛到香港時，朱國斌并沒有做好長期生活的打算。他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起初來這里覺得就是為了工作，好像一個過客，離開是遲早的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去學習粵語。

　　在香港，粵語是異鄉人融入社會的一大前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12年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受訪的6歲－65歲人士中，約有85.9%的人認為自己使用粵語的能力非常好或良好，至于普通話和英語，自認為非常好或良好的人只有24.1%和24.2%。

　　朱國斌出生在湖北，對粵語既陌生又抗拒，一度認為那是一種很奇怪的發音。在普通話接受度很低的當年，無論工作還是外出辦事，他的首選語言是英語。

　　這種念頭一直到“97回歸”才稍稍轉變。1997年6月30日，香港下起了大雨，和大多數人一樣，午夜時分，他在電視機前見證了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

　　“我們的國家能用和平方式收回主權，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很激動、也很自豪。”朱國斌說，他是從事憲法研究的，很自然會想到，隨著“一國兩制”這個偉大構想進入到實踐階段，能在香港繼續“基本法”研究，是非常可貴且有意義的事。

　　最終讓他下決心留下，是孩子的出生。朱國斌有3個孩子，老大出生于2000年。初為人父的他意識到，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人。這意味著，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他將在各個領域與這座城市發生聯系。

　　港校

　　回歸后的香港對內地保持著吸引力。據新華網報道，1997年7月至2002年年底，持“單程證”赴港定居的內地人士超過13萬；到2015年11月，這個數字上升到87.9萬。

　　“單程證”主要適用于港人在內地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并非內地人士赴港定居的唯一通道。對專業型或知識型人才來說，讀書或就業是更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3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陸續推出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該政策于2015年暫停）和“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截至2015年年底，超過11萬人通過上述政策獲批來港。

　　也是在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準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8所公立大學面向內地招收自費本科生，招生范圍為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福建6省市，招生人數為580人。

　　此時的朱國斌已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升任香港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這位“新香港人”很快接到新的任務——作為學校對外聯絡合作處處長負責內地招生，為更多內地學子來港提供幫助。

　　2005年，香港城大和香港中文大學進入內地高考統招系統，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其他港校則繼續按照傳統“自主招生”。

　　這年春天，朱國斌回到內地，每到一所中學宣講，臺下坐著數百名學生家長，提前備好的資料總是被一搶而光。

　　面對一項新鮮事物，人們的首要反應是好奇。據他回憶，當時被問到最多的，就是孩子在香港能否適應。還有一位家長提了個哭笑不得的問題，“我孩子不會做飯，不會洗衣服，大人能不能陪讀？”

　　“所以說，不是所有人都適合來香港。”朱國斌認為，內地學生到香港念書，副產品之一就是培養孩子的獨立性。此外，如果這個學生性格內向、語言能力較差、講英語張不開口，也不太適合到香港讀大學。

　　在那個“港校熱”不斷升溫的2005年夏天，內地招生格局正發生轉變。

　　北京高考理科狀元陳秀野放棄清華大學，選擇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海南理科狀元李洋因“高考移民”報考政策受限，被香港城大錄取。原本只打算招收250名內地考生的香港大學，收到了4000多份申請，經過面試篩選，11名省市高考狀元被拒之門外。

　　對此，朱國斌坦言，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內地有所不同，前者國際化程度和開放性更強，傾向招收綜合素質比較高的學生。至于“高考狀元”，對高校來說，宣傳效應更強一些。

　　“考試是有偶然性的，如果分數相差不大，狀元和非狀元在學習方面可以說沒什么差別，進入大學后還得靠自己。”他這樣說。

　　內地學生進入港校表現如何？朱國斌評價，他們更加刻苦，也更拼一些，善于抓住一切機會，無論是獎學金申請還是出國交流。

　　這種情況無可厚非。在多位港校教師看來，和本地學生比，內地學生在香港的朋友和社交活動相對少，精力自然放在學習上。這種現象也能起到“鲇魚效應”，帶動整個學校的學習氛圍。

　　永久居民

　　港校就讀為更多內地學子提供了成為“新香港人”的機會。

　　2008年，香港入境事務處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政策。應屆非本地畢業生如有意申請留港工作，無須在提出申請時已覓得工作。他們只須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便可留港12個月，期滿后還可延長逗留期限。

　　截至2015年年底，7年來，共有51463名非本地畢業生申請獲批。

　　盡管特區政府已敞開懷抱，港校內地招生卻開始“降溫”。中新網曾報道，2009年，申請報讀香港高校的內地生人數急跌，平均下降20%至50%。其中，香港大學共收到8016名內地生申請入讀，較上一年的1.2萬人大幅下降33%。

　　2013年，遼寧省文科狀元劉丁寧在被香港大學錄取后，做出復讀并重新報考北京大學的決定。此舉也引發很多人思考，追逐港校是否一個正確選擇？

　　“這說明大家更趨于理性，家長、學生都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像過去一窩蜂。”雖然目前已不再負責招生工作，朱國斌仍對此保持關注。

　　他認為，從報考人數依然遠遠高于錄取人數看，港校招生談不上“遇冷”，港校的優勢還在，招生人數也會保持穩定。至于熱度下降，背后原因很多，比如內地高校國際化水平的提升、香港的現實生活壓力以及社會復雜性。

　　事實上，就像二十多年前朱國斌剛到香港曾經有的“過客”心態，今天的內地年輕人即使來到香港，真正融入也不容易。

　　2015年，一篇名為《香港，請將我遺忘》的文章在網上熱傳。文中講述了一名內地學生在港漂泊7年的心路歷程，其中提到日常生活中難以避免的“陸港摩擦”。

　　“看著中環鱗次櫛比的霓虹燈倒映在維多利亞灣，我突然感到一股濃濃的悵惘和失落：為自己，也為香港。”面對尷尬處境，作者決定放棄即將到手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回到內地發展。

　　朱國斌也注意到了這篇文章。他坦言，雖然作者的情況屬于個例，但文中描述的情形確實存在。譬如他自己，即使在香港生活超過二十年、學會了粵語、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物質生活能夠保障，偶爾也會因為來自內地遭遇偏見。

　　“是極個別的情況。”他告訴澎湃新聞，由于制度、文化差異以及心理隔閡，香港和內地間的鴻溝很難在一夜間填平。2014年香港爆發非法“占中”事件后，也有部分內地人一度對香港的社會治安產生擔憂，可見雙方還是不夠了解，甚至還有誤解。

　　置身其中，朱國斌時常覺得自己好像處在夾縫中，經歷著一個不斷撕扯的過程——見到香港人，要告訴對方怎么理解內地；見到內地人，又要想辦法去解釋如何理解香港。

　　但這也是一個逐漸融入的過程。多年后的今天，他已經接受了港人的核心價值觀，如法治、平等、廉潔、自由等；他也習慣了香港的秩序感，特別是對“排隊文化”，贊賞有加。

　　在朱國斌看來，回歸以來的二十年，盡管香港的經濟體量已被內地一線城市趕超，但它依然穩定發展，并在社會文明等軟實力方面具備明顯優勢。

　　而他的下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經17歲。小伙子住在香港，每年跟著父親回內地1-2次。對于父輩們有關“新香港人”的糾結，小伙子覺得這并不是什么問題——無論香港人還是內地人，都是中國人，這已然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