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1月10日），《人民日報》4版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發表了署名文章《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全文逾6400字，從對外開放的形勢、內涵和舉措幾方面，對其進行了詳盡闡釋，信息量很大。而這其中，引起最廣泛討論的，則是“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留心的話就會知道，這其實是對十九大報告的呼應。10月18日十九大上，習近平就明確指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自由貿易區我們常聽，但是自由貿易港是什么？為什么它會在對外開放格局中，處于如此重要的地位？

　　概念

　　嚴格意義上說，由于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對于自貿港，學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但是我們可以先來看看大家都比較熟悉的自由貿易試驗區。

　　2013年9月，我國建立了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Pilot Free Trade Zone），即上海自貿試驗區。此后，陸陸續續已經發展到11個自貿試驗區，包括天津、廣東、福建自貿試驗區等。在這些自貿試驗區范圍內，往往包含一個或者多個具有保稅功能的海關特殊監管區。

　　設立海關特殊監管區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了減輕企業的關稅負擔，促進國際間的貿易往來。在我國，保稅區、綜合保稅區、保稅物流中心等都屬于各種形式的海關特殊監管區。

　　舉個例子。美國的企業A想要出口商品給中國的企業B，如果是在普通的口岸，按照兩國在世貿組織下的關稅減讓表，進口商B在進口時必須要支付一定的關稅給中國政府，并且辦理手續可能相當復雜。

　　但如果在海關特殊監管區例如綜合保稅區，B企業則可能享受相應的保稅待遇。也就是說，區內陳列、加工，這些商品都不用繳納關稅，只有離開這些區域進入內地才需要繳納關稅。

　　那么，與上述概念相比，自貿港可能會有哪些不同呢？

　　汪洋在文章中對其做了個定性，“自由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

　　最后一句是重點。說白了，就是要在現有某些自貿試驗區以及其包含的自由區的基礎上，對標國際最高水平，建立高標準的對外開放區域，立志成為全球貿易樞紐中心。基于此，自貿港也常被視為自貿試驗區的“升級版”。

　　升級版怎么升？香港、新加坡這些我們熟知的自由貿易港，都要成為學習、競爭和超越的對象。

　　對標

　　其實，不只是香港和新加坡，包括中東的迪拜、德國的漢堡、荷蘭的鹿特丹等，都發展出了符合本地特色的自貿港。

　　比如，鹿特丹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超強的服務能力。大家都知道，隨著歐盟一體化加速，關稅減免這些優勢在歐盟內部已經弱化。但鹿特丹港超強的港口服務能力，卻為它帶來了海量的貿易。其突出優勢在于建立了一個公共信息平臺，實現了EDI（電子數據交換）標準化等。除此之外，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建立了立體交通運輸的網絡化，促成了儲、運、銷一體化運營。

　　同處亞洲，作為世界集裝箱港口中轉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和香港，對我國自貿港的建設，或許更具借鑒意義。

　　作為一個以自貿港立國的國家，新加坡的優勢主要在技術創新。比如早在1989年，它就推出了全國電子數據交換系統貿易網。這個網絡有多厲害呢？囊括了海關、稅務、安全等逾35個相關部門，這樣一來，原來需要向多個部門分別提交的文件，就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夠了；原本需2至7天的通關時間，理論上可以縮短至1分鐘。

　　香港的經驗，則可以概括為兩個字——自由。首先，整個香港行政區，就是一個自由貿易港，除了四個稅號（酒類、煙草與香煙、碳氫油類、甲醇）以外的所有貨物的進出都可以享受零關稅。其次，在香港設立任何形式的公司所需要的注冊成本很低，外商投資者可以持股100%，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資金都可以進出。

　　事實上，香港已經連續23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對我國建設自貿港的參考價值非常高。

　　我國已經提交自貿港建設相關方案的，是上海和寧波，但在投資、建設環境上，都與香港、新加坡等有一定差距。

　　機遇

那么，在此基礎上，中國的自貿港建設要走出一條怎樣的路？

　　上海市有關領導的說法是，自貿港的建設，目標不止于貿易自身，其初步設想是以貿易帶動產業，“要把巨大貿易量帶來的巨大附加值留下”。

　　巨大貿易量怎么來？巨大附加值又指什么？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崔凡認為，其核心在于——轉口貿易和離岸貿易。在目前階段，國內建設自由貿易港首先應該大力吸引轉口貿易，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應鏈企業；“但發展本地貿易、轉口貿易并不是終點——離岸貿易、離岸金融或將是自由貿易港政策最終大發展方向。”

　　何為離岸貿易？一般來說，它分為兩個部分：“轉手商貿活動”和“與離岸交易有關的商品服務”。

　　舉個例子，香港的甲公司需要從內地進口布料轉賣給美國的品牌商，這個過程中，布料這一貨物并沒有進出香港，貨物直接從內地運往了美國，但從物權上來說，它在貿易過程中屬于甲公司。這一過程就稱為“轉手商貿活動”；還是甲公司，但這次我不直接參與買賣，只是幫助買家和賣家尋找貨源、推廣市場、協商價格、安排裝運等，相當于一個中間商，這就是“與離岸交易有關的商品服務”。

　　這些都可以稱之為離岸貿易，前者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貨物貿易統計，后者納入服務貿易統計。相較于傳統的轉口貿易，它的物理成本更低，而且對地理位置等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信息源，世界各地的生意都能做。無疑能夠帶來巨大的貿易量和資金量。

　　拿香港來說，2015年，香港的離岸貿易規模已經達到了4.33萬億港幣，占其年度貿易總量的55%。

　　總量一大，其附加值作用就會凸顯。

　　“當我們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來這里做生意之后，我們手上的商品和信息流的價值，將不可估量。”在崔凡看來，離岸貿易的終極意義，在于其帶來的信息和數據流，這里面包括商品信息、訂單信息、物流信息、商家信息等。中國電子商務企業快速發展的優勢尤其有利于離岸貿易的發展。

　　“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單純的出口和國內市場開放已經不能滿足需要，當下的中國要做的，是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出發，綜合利用全球資源，布局更高水平的價值鏈平臺。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有利于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居于更加優勢的位置。”

　　橋頭堡

　　從這一角度出發，自貿港無疑具有重大的領航意義。

　　一方面，從國內現實來看，中國對外貿的依存度一直高于大部分其他經濟體。2006年時，我國進出口金額占當年GDP的比重曾高達64%。一般來說，經濟規模大的經濟體其外貿依存度會降低，但是即便到了2016年，其占比仍然高達33%。外貿依然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另一方面，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我國的開放紅利已所剩不多。此外，過去幾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活動中，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些，無疑都在呼喚一個具有世界級開放水平的貿易平臺。

　　而在更多專家看來，自由貿易港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要節點，體現了我國持續開放的政策。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也說，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也需要搞“升級版”。

　　今天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WTO的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而中國發起或參與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絲路基金、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等項目，則日益成為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要依托。

　　在不久前舉行的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說：“預計未來的15年，中國將進口24萬億美元的商品，吸收2萬億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資，對外投資總額也將達到2萬億美元。”

　　可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具增長潛力的新興大國，中國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量級旗手。

　　在此情況下，中國要想實現由貿易制造大國向資本與產業強國的轉變，就必須有個深度嵌入全球金融與貿易分工價值鏈的橋頭堡來引領。

　　自由貿易港，或許正是歷史賦予的那座“橋頭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