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被歷史銘記的會議，不僅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還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開啟了新時期法制工作的新篇章。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法律體系建設經歷了從不健全不完善到逐步健全、逐步完善的過程。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4位改革開放以來立法工作的親歷者——第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康生、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副主任張春生，回憶了他們經歷的那些難以忘懷的立法往事。

　　新時期開局：

　　三個月七部法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楊景宇回憶，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由80人組成，協助常委會加強法制工作。“法制委員會一成立，立刻組織工作班子，夜以繼日地干起來。”

　　對于干什么的問題，楊景宇說，經過研究商議，確定先抓條件比較成熟的、急需的七部法律。

　　其中，國家機構的基本法律有四部，即：選舉法、地方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這四部法律都是以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式建立時制定的原有法律為基礎，總結20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加以完善，重新修訂的。”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兩部法典化的基本法律，起草工作原來就有一定的基礎。楊景宇說，刑法草案1957年就有了第22稿，1963年又有了第33稿，此次提出的刑法草案是以第33稿為基礎，總結實踐經驗和教訓，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擬訂的。與刑法相配套的刑事訴訟法草案也是在此前多次修改稿的基礎上擬訂的。

　　最后一部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第一部對外開放的法律，旨在引進外國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起草這部法律時，我國還沒有實踐經驗。怎么辦？”楊景宇回憶，一是打破傳統觀念束縛，整理了一份《列寧關于用租讓制利用外資的一些論述》；二是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整理了《一些國家和地區辦合資企業的規定》《關于合資企業的一些情況》等十幾份資料；三是規定不宜過細，只有15條。

　　“這部法律可以說具有破冰的重大意義。”楊景宇說，它引進市場法則，規定合資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由協議、合同、章程規定；開啟現代企業制度，規定合資企業的形式是有限責任公司，設立董事會決定重大問題；引進知識產權概念，規定合資雙方可以“工業產權”作為投資；為設立外商獨資企業開了大門，規定外商投資比例不封頂，但不得低于25%。

　　“七部法律的出臺，邁出了新時期社會主義法制具有奠基意義的關鍵一步。”楊景宇回憶。

　　編纂民法典：

　　先后啟動五次

　　民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每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經濟交往等活動都離不開民法的保護和規范。編纂一部真正屬于中國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愿。

　　談起新中國民法典的編纂歷史，胡康生用了“曲折坎坷，漸行漸近”來概括。編纂工作先后啟動5次，直到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重新啟動，到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但由于我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制定一部完備的民法典條件還不具備，因此先制定了民法通則。

　　“民法通則作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事基本法律，有人質疑民法通則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其實不然，它恰恰是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轉型，為服務改革、發展經濟、保護公民權利提供法制保障。”胡康生說。

　　胡康生表示，民法通則首次從立法上確立了我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種規定與大陸法系國家有關民法調整對象的規定基本一致，為新中國民法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位和領域，為以后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86年前后，我國經濟生活中，商品交換、市場調節的成分明顯增加，但在總體上仍屬于計劃體制范疇，經濟運行以縱向控制和計劃調撥為主。這種情況下要不要在民法中確立計劃原則，國家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兼顧原則，是當時的爭論熱點。”胡康生表示，民法通則抓住“平等”這一民法的根本特征，確立了平等、自愿、等價有償、公平、誠實信用14字原則，這些原則反映了現代民法的基本精神，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2001年，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2002年12月份，草案提交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經過討論，仍確定繼續采取分別制定單行法的辦法，此后先后制定了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等，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為編纂民法典奠定了較好的法律基礎和實踐基礎。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務，第5次民法典編纂工作由此啟動，至2017年3月份，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民法總則，民法典各分編也于今年8月份整體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到2020年3月份，民法典各分編將與民法總則合并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

　　立法和改革開放：

　　相伴而生相伴而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全面恢復并且加強立法工作。可以說，40年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和改革開放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這一路行來一直在處理這兩者的關系。”喬曉陽說。

　　為什么要處理這兩者的關系？“因為這是一對矛盾。”喬曉陽說，立法是把穩定的、成熟的社會關系上升為法，立法的特點是“定”，改革恰恰是對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和做法加以改變，改革的特點是“變”。“用‘定’的立法來適應‘變’的改革，應該說是改革開放40年來立法工作的一條主線，這其中經歷了先改革后立法、邊改革邊立法，到凡屬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幾個階段。”

　　喬曉陽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的一段時間里只制定了有限的法律，這個時期改革觸及的法律問題并不多。

　　“現在與改革開放早期的情況大不相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并不斷完善，立法的內容越來越具體，也越來越全面。”喬曉陽說，細化和詳盡是現階段提高立法質量的一條基本要求。“法律數量增加了，條文更全面、詳盡了，帶來的問題是什么呢？幾乎每一項重大改革都涉及與現行法律規定的關系。”

　　因此，立法與改革的關系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又有了新的時代特點。“我體會這個新的時代特點就是立法要發揮引領和推動作用。要發揮好作用，關鍵是要實現立法與改革決策相銜接，立法決策要與改革決策相一致，立法要適應改革的需要，服務于改革。”喬曉陽說，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一致，這句話體現了黨的領導。從國家層面來講，重大改革決策都是黨中央作出的，所以立法決策對改革決策實際上是處于“適應”“服務”的地位。“黨中央作出的改革決策與現行法律規定不一致的，應當修改法律適應改革需要，有些改革需要法律授權，法律應當予以授權，我認為這才是‘先立后破，有序進行’的‘立法原意’。”

　　喬曉陽說，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一致，絕不意味著立法僅僅是簡單的、單純的符合改革決策就行了，而是要通過整個立法程序使改革決策更加完善、更加周到。“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堅持在法治框架內推進改革，從而也就實現了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實際上，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一致恰恰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制定專利法：

　　邁過了三個門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有一條路線圖——從‘八二憲法’規定國家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并要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到后來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再到‘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這個路線圖不是事先畫出來的，它是實踐探索的結果。”張春生說。

　　張春生回顧了專利法的立法過程。“我們公有制計劃經濟要不要搞專利？當時整個社會都有爭論。”張春生說，專利法的制定，邁過了三個門檻。

　　第一個門檻，中國要不要實行專利制度？“有些人反對制定這部法，認為不立專利法有好處，第一用外國技術不花錢，拿來就可以仿制，第二可以‘一家花錢引進，百家使用’。另外一些人則堅持要搞專利法。”張春生回憶，“爭論的結果，還是認為應該有這個法律制度”。

　　第二個門檻，搞幾種專利，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是搞一種還是搞三種？“專利局的同志傾向于搞三種，其他同志傾向于搞一種。最后爭論的結果，三種專利都搞。”張春生說。

　　第三個門檻，涉及專利法的條文結構問題。張春生回憶，1984年農歷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下午召開會議，有人提出要修改條文結構。“當時的草案把專利分三章寫，第一章把發明從申請到批準到異議程序以及強制許可都寫完了，第二章、第三章用了很多準用條款。有人提出，這種寫法用起來不方便，也有人認為這一結構沒有實質性偏差。”張春生說，爭論的結果是決定修改，讓這部法既好看，又好用。

　　“當時沒有電腦，我們采取了一個笨辦法，一條一條地把條文剪出來重新組合，把三種專利合并在一起寫，屬于共性的規定不重復寫，區別性的規定分開寫。大家感到這樣調整，條目清楚，又減少了十幾個條文。”張春生說，最終拿出的方案得到了多方認可。

　　張春生回憶，后來見到世界知識產權總干事鮑格胥，“他說‘中文真奇妙，用六十幾個條文把三個專利說清楚了’。國際上認可了我們這部法律”。這部法律實施的第一天，國內外專利申請就達3455件。“當年專利法和商標法的制定，鼓勵了產品和技術創新，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競爭又推進了一步。”張春生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張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