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落地，取得了豐碩成果，成為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的全球公共產品，也為人民幣國際化開啟了全新格局，帶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日前，中國銀行研究院發布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近7年，“一帶一路”區域人民幣使用率逐步提高，貨幣合作不斷深化，基礎設施日趨完善。然而，該區域政經形勢復雜多樣，相關制度與市場建設尚不“成熟”，人民幣使用依然面臨一些障礙。未來，“一帶一路”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良性互動發展，需要構建以商業性為主、政策性為輔的可持續循環模式與架構。

　　接納度和使用率不斷提高

　　“7年來，‘一帶一路’區域人民幣接納度和使用率不斷提高。”報告撰寫人之一、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趙雪情表示，這表現在幾個方面，包括人民幣與“一帶一路”貨幣外匯交易取得突出進展、人民幣成為區域重要儲備貨幣選項之一和人民幣清算網絡與銀行布局不斷拓展等。

　　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辦理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超過2.73萬億元，同比增長32%，較3年前提高逾1倍，在同期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額中占比達13.9%。其中，貨物貿易收付金額7325億元，直接投資收付金額2524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帶一路”經貿往來更加密切，人民幣對相關國家貨幣外匯交易不斷增加。在全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實現對9種相關國家貨幣直盤交易，包括阿聯酋迪拉姆、沙特里亞爾、匈牙利福林、波蘭茲羅提、土耳其里拉、泰銖、新加坡元、馬來西亞林吉特以及俄羅斯盧布；在銀行間區域交易市場，我國分別在新疆、內蒙古、廣西啟動人民幣對哈薩克斯坦堅戈、蒙古圖格里克、柬埔寨瑞爾的外匯交易，對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增進區域經貿往來具有積極意義。2019年，人民幣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貨幣外匯交易規模達2042億元，同比增長43%。但相較于美元、歐元和港元，“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貨幣在我國人民幣即期外匯交易中仍處于極低比例，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交易份額分別為0.37%和0.30%。

　　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及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我國先后與相關21個國家貨幣當局建立了雙邊本幣互換安排，東盟“10+3”考慮將人民幣納入清邁協議安排，人民幣開始顯現區域儲備貨幣特征。馬來西亞、白俄羅斯、柬埔寨、菲律賓、沙特阿拉伯等相關國家均已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俄羅斯在“去美元化”背景下甚至將人民幣儲備份額提升至15%左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數據，截至2020年一季度，全球人民幣儲備規模達2214.8億美元，占國際儲備總額的2.02%，創歷史最高水平。

　　不僅如此，當前“一帶一路”相關8個國家已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覆蓋相關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資商業銀行成為“一帶一路”人民幣推廣使用的主力軍。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資銀行在29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設立了79家一級分支機構。以中國銀行為例，截至2019年末累計跟進重大項目超過600個，相關機構全年辦理人民幣清算量超過4萬億元。此外，匯豐、花旗、渣打等外資銀行也看好“一帶一路”前景與人民幣業務，加大了資源投入與金融合作力度。

　　結出豐碩果實尚存諸多挑戰

　　近年來人民幣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落地、生根、成長，結出了豐碩果實，但也存在諸多挑戰。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區域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國際貨幣競爭日趨激烈，金融市場劇烈震蕩，“一帶一路”建設及人民幣使用均受到沖擊。

　　報告認為，挑戰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一是政經環境復雜多變、風險交織；二是金融體系欠發達，存在雙重脆弱性；三是外匯管制嚴格并存在較強的貨幣慣性；四是成熟完整的人民幣使用體系尚未形成。

　　趙雪情表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金融體系處于發展之中，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有限，資本實力相對較弱，高度依賴外資，存在雙重脆弱性。從內部來看，表現為“高杠桿+外資化”。過去10年，“一帶一路”等新興市場債務持續增長至71.1萬億美元，杠桿率達219.7%，創歷史新高。西方資金持續滲透深耕，在匈牙利、印尼等國政府債務以及權益資產中占有較高比重。從外部來看，表現為“高外債+赤字化”。一些新興市場存在不同程度的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如烏克蘭經常項目赤字規模占GDP比重達3.2%。為了保障國際支付，支撐經濟發展，新興市場大量舉借外債，其中美元融資占比超過80%。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一帶一路”新興市場金融脆弱性進一步暴露并加劇，引發資本外流、市場震蕩和債務風險上升，致使“一帶一路”建設可能放緩，危害人民幣存量業務安全和增量業務可持續性。

　　此外，報告指出，從跨境使用來看，相較于西方發達經濟體，“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企業和金融機構并未充分進入我國金融市場。截至2019年末，僅有23個國家的48家銀行在華設立了機構。

　　構建可持續循環模式與架構

　　報告指出，“一帶一路”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相輔相成。未來，二者深化互動發展，需要構建以商業性為主、政策性為輔的可持續循環模式與架構。

　　首先，加強頂層設計與政策攻關，為“一帶一路”人民幣使用搭橋鋪路。“目前，我國僅與越南、老撾等9個相關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結算協議。下一步，我國應加強政策攻關，深化區域貨幣合作，著力降低甚至破除相關國家外匯管制障礙。”趙雪情說。

　　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9年，我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累計超過7.8萬億美元，約占我國外貿總額三成，2020年上半年東盟取代歐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報告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穩步發展，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經貿往來與產業聯系更加緊密，人民幣區域使用將逐步深化、水到渠成。

　　其次，要推動經常項目人民幣計價結算，逐步改造實需業務幣種結構。在經常項下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充分發揮人民幣國際化在服務實體經濟、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的積極作用。對于我國擁有技術與市場優勢的行業，鼓勵中資企業憑借定價權優勢，在經營與交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幣。

　　第三，要打造商業性投融資體系，推動人民幣在岸、離岸市場良性互動發展。根據路孚特BRI統計，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已規劃或在建“一帶一路”項目共計3164個，其中1574個為中國參與項目，總金額達2.1萬億美元。中短期內，以美元為主的金融交易格局仍將持續，人民幣區域使用不可急于求成。政策性資金可以發揮撬動功能，主要運用于主權擔保型長期融資、公共性基礎設施融資，以及低現金流返還類項目融資。

　　人民幣投融資應講求安全性、商業性與可持續性。“只有商業金融充當主力軍，遵循市場化規則，才能切實降低國別風險和信用風險，獲得合理收益。”趙雪情表示，創新投融資模式，穩步推進境內債券市場開放與相關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協同發展，有效動員長期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錢箐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