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提及多項供給側改革舉措，并稱之為“提振美國經濟的最佳途徑”。然而，美國眼下的經濟環境和政治生態，決定了美國解決供給側難題有心無力。

　　1月21日，耶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對話會時介紹了拜登政府的經濟議程，并拋出“現代供給側經濟學”（modern supply-side economics）的提法。耶倫稱，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潛力取決于其勞動力的規模、勞動人口的生產力、資源的可再生性和政治制度的穩定性。耶倫表示，現代供給側經濟學尋求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提高生產率來刺激經濟增長，同時減少不平等和對環境的破壞。

　　“供給側經濟學”曾是共和黨用以描述低稅收和放松管制政策的措辭。耶倫在拋出新提法之際，不忘揶揄共和黨一番，認為共和黨政府對“資本的大幅減稅并沒有實現其承諾的收益，放松管制在環境政策方面也有著同樣糟糕的紀錄”，“我們（民主黨）的新方法比傳統的供給側經濟學更有希望”。

　　美國供給側面臨的難題是耶倫表態的重點。疫情暴發后，美國超寬松政策帶來需求側過熱，而對供給側的結構性難題一籌莫展，最終導致40年未見的通脹高企。進一步看，勞動力供應不足、制造業生產率不足、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這些供給側積弊最終都指向了美國的再工業化，也是美國真正的“心病”所在。

　　不過，所謂“現代供給側經濟學”要真正見效談何容易。勞動力供給、生產率提升以及不平等問題只是表象，背后反映出來的美國增長路徑和政治極化問題，解決起來并不簡單。

　　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對其國內產業結構進行重大調整，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逐步轉移外放，在其國內主要致力于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逐步利用其科技優勢、生產優勢等塑造出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格局。1974年“石油美元”體系建立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流動性基本上由美元來承擔，美國形成了國內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而又不斷利用美元的國際“硬通貨”地位彌補其國內生產不足的格局。

　　這種增長方式為美國積累了巨額財富，也埋下了其國內制造業衰落的種子，更成為如今勞動生產率始終無法提振的關鍵因素之一。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有關問題集中爆發，但美國已對這種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增長路徑形成依賴，短期內難以扭轉。以提高生產率為例，過去10年，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長只有1.1%，大約是此前50年的一半。

　　多年制度積弊，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在任上的種種“出格”之舉，幾乎重塑了美國延續多年的政治游戲慣例，這導致美國國內政治的每個角落都充斥著極化和撕裂，耶倫在達沃斯論壇發言中提及的高達1.75萬億美元的《建設美好未來》法案受阻就是最新例證。不僅如此，疫情暴發后美國當局無節制地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幾乎將手里的經濟牌全部打光，單純依靠經濟手段已無力承擔其國內供給側改革的成本。美國要解決其供給側的難題，勢必在經濟之外的領域出手，這正是眼下尤其值得警惕之處。（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連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