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法院來了個執行現場直播“突襲”后，兩個被執行人終于“拿出了誠意”——一家公司在其總經理被司法拘留后，主動就全部13起執行案件與申請人達成執行和解；另一家公司承諾拿出員工安置方案，給出融資和破產的最終期限。

　　這與1個多月前實行的強制執行密不可分。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北京電視臺《法治進行時》舉辦第六期“決勝執行難”全媒體直播活動，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兩個被執行人共123起執行案件的強制執行進行現場直播。通過電視現場直播法院執行工作，這在法院系統還是首次。

　　“強制執行，是因為失信企業不存在執行不能。”該案執行法官、朝陽區人民法院執行二庭副庭長李金雷說，“法院也在給被執行人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執行不會擱置不管，企業不能心存僥幸。”

　　兩被執行人均稱“無財產”

　　2017年2月4日至2018年5月31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陸續受理以北京華普聯合商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普超市）為被執行人的執行案件共110件，債權總計4990余萬元，涉及買賣、承攬、租賃、員工工資等糾紛。其中員工工資16件，欠薪共68萬元。其間，華普超市未履行任何義務。

　　華普超市自行申報無財產，資不抵債，總債務1.4億余元。不過，經法院調查，華普超市外租區年租金收入約2000余萬元。

　　鑒于華普超市未履行任何債務，未如實申報財產，不配合法院工作，朝陽法院將該公司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對法定代表人限制高消費。“措施是采取了，但這并沒有觸及企業的痛點。”李金雷說。

　　在另一起以華普國際大廈（以下簡稱華普大廈）為被執行人的執行案件中，也存在虛報財產的情況。

　　該案涉及13起案件、債權1096萬余元。申請人申請強制執行。該公司報告稱“存款32003.65元、經營虧損3434萬余元、國有土地使用權9600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有抵押、無產權），無其他財產收益”，表示不履行判決是因為“房地產沒有產權證，大部分業主不繳納物業費用，基本等于沒有租金收入”。

　　13起案件的1096萬余元債權，華普大廈僅支付眾債權人80萬元。申請人代理人向法院反映，華普大廈履行債務態度消極，每月去找華普大廈一次，都是華普大廈關聯企業華普物業公司接待，而且隔幾個月才給10萬元，尚不足利息。

　　設置多種障礙

　　法院在與華普大廈總經理曹某談話時，曹某稱公司辦公地在華普大廈7層。但是，法官接到申請執行人反映的線索，稱華普大廈辦公場所實際上位于大廈17層，與北京華普產業集團（案外人、關聯公司）合處辦公，財務、人員混同。另外，華普大廈實際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所留公司及個人快件送達地址均為華普大廈17層，法定代表人郭某也在17層辦公。

　　同一座大廈，7層與17層，存在什么聯系？

　　“這也是我們執行中經常遇到的難點，即企業混同經營。”李金雷說。

　　李金雷介紹，有些企業一開始就存有混同經營以規避執行的目的。“比如，同一地點注冊或者經營多家公司，實際上是一套人馬多個牌子。我們去執行的時候，被執行人是‘某互通公司’，但到公司地點以后，發現掛牌的可能是‘某影視’‘某文化’等公司，對方可能把公司所有材料隱匿或者轉移了。”

　　“還有一種情況，是后來重新成立公司。比如原來是A公司，在訴訟或者仲裁期間，再重新注冊一個公司，還是原班人馬，但公司名字已經變成B公司了。”李金雷說。

　　在17層，法官找到了郭某。不過，郭某表示，他只是公司掛名法定代表人，實際職務是司機。“老總讓我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每月給我加薪1000元，自己對公司的經營和運轉情況不了解。”郭某說。

　　“變換公司主要負責人，是規避執行的常見手段。”李金雷指出，法律明確規定，公司作為被執行人的，除了法定代表人，公司主要負責人等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認定主要負責人這個過程就很困難，需要財務、人事任命、員工證言等諸多證據來證實。

　　最后，法院通過調取社保檔案，查閱工商檔案，并且對華普大廈17層進行了搜查，掌握了充分的證據，最終確認該地就是華普大廈實際辦公地。

　　因華普大廈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確定的法律義務，該公司總經理曹某在執行過程中提供虛假證明，法院當日決定依法對其司法拘留15日。

　　“企業講誠信，法院也會給機會”

　　在曹某被司法拘留后，該公司主動就全部13起執行案件與申請人達成執行和解，次日給付了60萬元，和解協議約定后續每年給付200余萬元，最后一期給付期限是2020年。

　　另一起執行案件——華普超市執行案也有了最新進展：超市委任了新的負責人，承諾將在1個月內拿出員工安置方案，5個月內完成融資，如果5個月期滿融資失敗，將依法申請破產。另外，華普超市外租區租金凍結后，每月將有100余萬元的租金匯入法院賬戶，法院會發還給申請執行人。

　　“企業要做大做強，誠信是最基本的。不誠信，短期內可能會盈利，但肯定走不遠。”參與了多起執行案件，李金雷對此深有感觸，“企業講誠信，法院也會給機會。比如這次的執行案件中，如果企業一開始能如實申報財產，坦誠說明自己的困難，法院可根據企業實際情況，一起制訂方案，幫助企業做供貨商或者員工的思想工作。”

　　李金雷還告訴記者，當前法院查人找物的手段已經很豐富了，但仍有一些困難，比如一些動產的查詢還沒有實現聯動。

　　“老百姓以為法院就跟偵查機關一樣，但我們的權力是建立在其他部門協助之上的。”李金雷說，“一方面，我們呼吁執行的信息化建設；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加強信用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