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明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尤為突出。40年來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鄉村發展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與此同時，城鄉資源配置不均、鄉村整體發展水平不高、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強、農村環境和生態污染等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影響農村經濟和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大將鄉村振興戰略寫進報告，開啟了我國鄉村發展的嶄新時代。

　　前不久中央發布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央1號文件），將鄉村振興戰略內含的量化思維和技術取向更加明晰化：一方面，中央1號文件對鄉村振興從農業發展質量提升、鄉村綠色發展、農村文化、鄉村治理新體系、民生保障、精準脫貧、制度性供給、人才、投入保障和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等10個方面進行了具體部署；另一方面，制定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時間表，即“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這就表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關乎全局、關乎長遠的宏偉擘畫和長期任務，需要我們科學謀劃、合力推進、不懈奮斗。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引領中國鄉村振興理論與實踐。在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動態發展過程中，我國經濟面臨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轉化，因而農村也將相應進入以轉型性的相對貧困和城鄉不充分不均衡發展為特點的新階段，主要呈現為收入、社會公共服務獲得上的不平等和多維貧困。經濟發展的轉型性與動態性，決定了我國城鄉發展優先順序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變化。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和“繡花式”抓扶貧，再到十九大提出的大扶貧格局，創新了中國特色的扶貧脫貧實踐。2013年至2017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由9899萬人減少至3046萬人，平均每年減少約137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至3.1%，累計下降7.1個百分點。同期，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4%，實際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2.5個百分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扶貧和鄉村振興的重要講話、重要論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扶貧脫貧和鄉村治理的表現形式、治理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模式都不盡相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和鄉村治理的重要論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戰略實踐中發揮了巨大指導作用，為我國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通過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引導資源合理有序流向農村，構建多元共治鄉村大格局。現階段中國生態脆弱區和民族地區以及貧困集中連片地區三者的耦合、疊加為鄉村振興帶來了巨大挑戰，尤其是一些凋零和消失的鄉村在自然生態、經濟、社會、制度、文化、金融市場等方面的發育遠落后于平均水平。因此，鄉村振興的現實困境決定了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有機結合，多方力量參與，在清晰界定各自的政策邊界條件下，建立相應的激勵相容機制，為不同主體的互動與組合治理帶來可能性和可行性。鄉村振興必須以產業為基礎，使市場在農業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利用財政資金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進入鄉村，將更多人財物資源配置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要素需求，發揮工商資本推動鄉村振興的積極作用。政府應從戶籍、土地、財政、稅收、金融、社會保障等方面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通過政策引領資源向農業和農村地區傾斜，同時整合資源、形成合力，通過頂層設計為鄉村提供公平的教育、衛生、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并通過財政轉移、改變財政結構為貧困人群和鄉村提供財政支持。

　　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進城鄉融合。鄉村振興根本上是要實現農村經濟增收和農民收入提高，其前提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由于農業行業天然具有較大風險的特征，因而需要政府引導更多資本、有效分散風險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通過產融結合完善農業產業鏈；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農業產業升級，將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更多投入到附加值高的綠色優質安全和特色農產品上，提高農產品的質量，滿足人民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為解決農村“小生產”和“大市場”矛盾，可以通過進一步深化農業經營體系改革和農業科技創新，在家庭經營基礎上，實施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工程，著力培養一批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重點龍頭企業或現代農業產業聯合體。同時，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探索其與扶貧機制結合的中國特色鄉村治理之路，為世界提供“中國經驗”。更加注重扶貧開發質量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扶貧實踐從政府主導向多元主體參與、多元路徑協同、多種目標融合的貧困治理模式轉變。因此，鄉村振興戰略可以在我國大扶貧格局下，積極探索農村公共事業均等化改革，建立城鄉融合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優先農業農村發展構建一個社會安全網絡；同時，通過整村推進、產業發展等途徑提升鄉村集體和村民的內生動力，同步實現鄉村集體經濟增長和農民生活水平改善。

　　（作者：謝玉梅，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打贏脫貧攻堅戰跟蹤評估研究”首席專家、江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