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結構性政策要強化體制機制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經濟座談會上指出，要推進產業政策由差異化、選擇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轉變，清理違反公平、開放、透明市場規則的政策文件，推進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

　　產業政策是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實踐中，各個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都在運用產業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鑒日、韓等國家的經驗，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產業政策，在促進產業發展、提升國民經濟綜合實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走過了經濟發展的追趕期，并積累了寶貴的產業發展經驗。不過，那種差異化、選擇性的產業政策，由于過多地以政府選擇代替市場選擇，會同時產生某些負面效應，如所有制歧視、不公平競爭、重復建設、要素成本上升、資源配置效率低、環境污染加劇等。

　　近年來，我國產業政策的功過得失引發了廣泛討論，除了對產業政策本身作用方式和效果予以反思，更重要的是我國經濟發展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當前，我們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會期，既面臨著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嚴峻挑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過去粗放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只有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打開新局面。但是，這樣的優化升級比過去彌補短缺更復雜，如果再簡單沿用“老套路”，用差異化、選擇性的產業政策鼓勵特定產業發展，由政府來選產業、定項目，既影響效率，又容易選錯，可能會失大于得。

　　產業政策應該如何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新時期調整完善產業政策提供了基本遵循。要全面把握好總供求關系新變化，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真正形成市場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動發展的新模式。

　　普惠化的產業政策，要推動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產業政策要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打破“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隱性壁壘，消除行政壟斷、規模歧視和所有制歧視，真正做到“英雄不問出處”，促進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深化要素領域改革，減少政府對要素市場價格的干預，激發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資本的積極性，最大限度提升經濟運行效率。此外，以普惠式減稅降費等政策，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功能性產業政策的重點是彌補市場失靈。強化創新驅動,加強基礎研究，構建開放、協同、高效的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健全以需求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加大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加強市場監管等，加快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

　　此外，還需加強不同政策的統籌兼顧。不僅要推動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相互協調，形成合力，還要促進產業政策與財政、貨幣、區域、社會政策等的協調，共同助力高質量發展。（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熊麗）